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与培育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度。当前农民的有限主体性不能够满足乡村振兴要求,农民主体性发挥不足受到主观认知因素、组织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制约。为此,要构建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匹配的农民主体性,唯有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性发挥的障碍,构筑乡村情感共同体,加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乡村文化建设;打造农民利益共同体,强化农民主体性培育的组织保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政策嵌入,从而促进农民主体性意识的激发、主体能力的提升、主体作用的发挥,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国家主导型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建构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日韩农协组建的再考察

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发挥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日韩农协组建历史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多地少、以自耕农为主的东亚小农社会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特殊经验,即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建构农民自治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借助横向合作属性与纵向规模效应的有效互促,实现农村“公益”的发展。这种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建构过程,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学习借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基于国家法团主义对农民进行再组织,构建有效的联结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村党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作为单位农协,再改革现有的供销社纵向组织体系是较为现实的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难题破解与实现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全面推进和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高度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做出了统筹规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仅是实现全体农民富裕的有力举措与坚实保障,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实现形式,因而亟需在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之下,解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以集体经济带动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诸多问题,农民、集体“能人”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主体能力有限,包产到户经营体制的短板不利于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目标不对接。为此,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三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基于公众满意度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

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评议政府绩效是构建现代高效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主体、目标和原则,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评估实践中的“公众满意度”导向。但是,这种评估在实践中将会受到来自意识、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阻碍。只有认清问题并结合我国实际,才能使“政府本位”真正转变为“公众本位”,进而使政府“高效、责任、服务”的价值追求得以践行。     

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振兴中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与实践路向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明内在价值和外显特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维护农村居民权益,从本质上是要解决公平正义存在的目标与过程、理论与现实、整体与局部相协调和统一等难题,其领导推进乡村振兴中公平正义的生成样态体现在绝对与差序相统一,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体现在经济公平正义与生态公平正义共进。新时代新阶段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公平正义导向,准确阐释党的乡村振兴政策措施,强化公平正义导向;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夯实制度基础和治理基础,保障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彰显公平正义。     

政府环境绩效评估的阐释与再思

政府环境绩效是政府基于环境保护目标或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在特定的资源环境条件前提或背景下的投入、管理、产出、效果、影响等环境管理系统运作过程要素所形成或所反映的因果关系链或因果关系的总和.政府环境绩效评估体系构建也是一项包含评估主体、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等多种要素的系统工程.政府环境绩效评估既有有利于提高政府环境管理效率与水平以及促进环境民主发展、政府环境责任增强和环境信用提高的正面功能,也有由于政府环境绩效评估技术的局限性和评估目标的误导性而导致的负面功能.     

论我国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趋势

政府绩效评估随着政府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完善,政府改革的主题与目标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侧重点。我国服务型政府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改善政府绩效评估提供了新的制度基础和目标导向。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评估的价值取向由政府本位走向社会本位;评估的目标定位由内部控制走向外部问责;评估的内容由工作导向走向职能导向;评估的方式由"自发式"、"运动式"走向"自觉性"、"规范性"。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论服务行政视域下的政府绩效评估

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以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为其追求目标。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历来受到公共行政广泛的关注。政府绩效评估与服务行政在理念与意涵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政府绩效评估在理念、价值取向和评估指标维度上要体现服务行政的特点。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瓶颈制约和政策优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缩小城乡差距,振兴乡村发展,必须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农民获得感。在经济新常态下,财产性收入作为收入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逐年增加,存在较大的可挖掘空间。探究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分配、土地制度、金融体系、农民意识方面的制约因素,对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要做出针对性的政策优化: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促农民增收、基于承包地和宅基地确权保护农民产权、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培养农民投资理财意识,确保农民资产增值的制度性供给,为农民增收提供不竭的内驱动力。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

当前,农村地区精神贫困问题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振兴乡村文化对于消解农民精神贫困和助推乡村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重要主体是农民,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活力,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从动员式参与到自主式参与——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农民角色分析

政府主导、农民参与是中国破解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经历了中央主导下的农民动员式参与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命令式参与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在特定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制度设计下形塑的,随着时代变迁,其可适性、可行性逐步消解。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为联结纽带,以合作与共识为目标导向的多元主体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是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模式的基本趋向。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主导作用探析

农地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农地流转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这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农地流转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原则、适度规模原则、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及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与市场边界原则.政府要积极引导农地合理流转、依法规范农地有序流转、着力保障农地高效流转以实现其在农地流转中的主导作用.     

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研究

当前山西省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历史交汇区和政策全面接续期。通过对国家和山西省市相关政策文件和研究资料的分析，对山西省11地市抽样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政策规划、体制机制、参与主体和资源要素四个方面，厘清了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推动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建议，即制定前瞻性政策规划，强化政策统领作用；创新体制机制，接续提升治理效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格局；加快城乡融合，破解资源要素困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困境与纾解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提出了平等式权利保护、交易式效率提升、规划式秩序维护、保障式收益分配、完善式配套建设等需求。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的主体、客体、交易、分配和配套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困境，需要以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为指引进行纾解。在主体方面，需要厘清入市流转主体，统一入市实施主体。在客体方面，需要入市征收妥当分置，充分贯彻经营目的。在交易方面，需要统一入市交易方式，明晰入市交易规则。在分配方面，需要厘清政府与集体之间的外部分配和集体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分配。在配套制度方面，需要促进土地登记确定化、土地规划科学化和利益保障完善化。     

“十四五”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机制及图景——基于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考察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丰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路径。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和资源外流加速，文化传承的主体、机制和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农民的文化生活、公共秩序及社会联结，文化振兴势在必行。老年人作为乡村社会的坚守者，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乡村，他们关心村庄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应对乡村文化转型之困的重要主体。可借鉴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实践，通过老年人的组织化找回乡村振兴的主体，回归乡村振兴的本质，推动文化资源整合、价值塑造和组织重构，铸造新的文化生态和公共规范，增强社会关联和合作能力，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文明传承提供坚实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     

以五大目标为导向的语言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研究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一阶段面临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乡村振兴阶段，语言事业将面临更复杂多样的对象、更广阔的范围、更高的要求。本文就如何衔接语言助力乡村振兴与语言扶贫这个关键问题，以文化、产业、人才、组织、生态振兴为目标，从做好语言文化保护政策衔接，扩大语言产业服务范围，打造以职业语言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基层组织语言治理能力，促进乡村语言生态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视域下培育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生态先行。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其生产生活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农民的生态意识,以农民良好的生态意识助推乡村的全面振兴。当前,培育农民生态意识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教育;开展农村生态实践活动,引导农村生产生活新方式;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农民生产生活行为;方能有效提高农民生态意识,以农民生态化的生产生活行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与责任政府建设

在分权化与市场化背景下实现公共责任的变革,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质意义所在。作为一种改革策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让社会公众参与评估,科学设计评估指标,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主体,将绩效评估与绩效改善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评估的制度化与法规化是建设责任政府可选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