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

<正> 训诂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科学,从它的萌芽状态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了。那末,训诂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在其绵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作出了哪些贡献,这都是应该讨论的问题。弄清楚了这些向题,我们便可以进而研究今后训诂的发展方向。下面就个人浅见作一简述。一什么是训诂学?我个人认为,首先当明白“学”字的涵义。“学”字相当于西文字尾的logy,是有系统条贯,可以因简驭繁,并明其理法规律的意思。因此附“学”于“训诂”之后成为专名,与单言‘训诂”涵义并不相同。但是,训诂学毕竟是从训诂发展而来的,有     

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学科基础与价值

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古代训诂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这些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形成训诂阐释学建构的新契机。训诂阐释学建构的理论思考与准备,一方面来自中国阐释学者对古代训诂学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与当代训诂学者不断接受阐释学理论并尝试对训诂学进行新拓展的自主选择相关。建构训诂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科价值,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现中国气派学科体系的重要方面。     

论中国训诂学与经典阐释的确定性

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在训诂学的发展历程之中,通过“古注—新诠—定解”的扬弃之路,形成了经典阐释确定性的学术原理与判断方法。在原理层面,训诂学的基本理念是自语言文字系统以求解释的确定性,它滥觞于两汉,成熟于清代乾嘉之学,在训诂学的现代转型中体现出高度理论自觉;在方法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训诂学总结了以“语义—语境”综合互证为核心的系列方法,对它们进行综合运用,可以对聚讼纷纭的经典阐释进行检验。确定性是训诂学与阐释学结合的起点,为中国阐释学的自主之路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支撑。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中国逻辑史研究与训诂之关系刍议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很多,但训诂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如果没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许就没有中国逻辑史之比较研究的兴起,就没有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兴起。反观中国逻辑史研究百余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训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还中国逻辑史以本来面目,重建中国逻辑史的新体系,同样,重视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训诂问题也可以使中国逻辑史研究和训诂学研究在某些方面实现交叉学科研究的会通,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个研究领域的拓展。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从<同源字典>看训诂学--纪念王力先生逝世20周年

本文探讨《同源字典》所蕴涵的训诂学思想;并以此为据,就“训诂”“训诂学”概念、训诂学的性质、训诂学的最终目标等三个问题,针对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1.“训诂”和“训诂学”是两个不容混淆的不同概念;2.训诂学属于语言学,没有所谓“综合”的性质。3.训诂学的最终目标是写出一部汉语词汇史。     

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徐复观的解释学架构是从考据与义理之辩开始的。在他看来,考据对于研治中国思想史是尽其“史”的工作,义理是尽其“思想”的工作,二者各有所本,但相互渗透。在考据义理、汉宋学术之争中,他揭露训诂学演绎法的时代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竭力批驳清人对宋学的污蔑,张扬义理之学。但他并没有由此全盘否定考据整理史料的功用,相反以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建立了归纳法的新考据学;在他的新考据学中,实际上容纳了义理的方法。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考据与义理方法都是解释的方法,解释就是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和诠释,从根本上把材料的精神实质从静态、僵直的本文状态中导引出来,使其成为一流动、积极的精神生命。但是在解释和操作方法的过程中,解释主体是厕身其中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解释者的主观烙印。而如何消解解释者的主观烙印,保证解释的客观性,就成为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徐复观走的是追问主体解释结构的路向。 、 徐复观研治中国思想史,既重方法的运用.亦重态度的契合。在反已溯求中,他认为人格又决定着解释的态度,因此整个解释的根基乃在于人性论的“先见”和心的文化系统中。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训诂学史的概念与分期

训诂学史指训诂学术的历史。训诂学术是指释读古代文献语言的学问。古文献是就释读者角度而言,要防止训诂范围扩大化。训诂学术起源于春秋。自先秦以迄近现代,训诂学史大致经历了8个时期,即:春秋时期———训诂学之萌芽时期;战国时期———训诂学之形成时期;两汉时期———训诂学之兴盛时期;魏晋隋唐时期———训诂学之发展时期;两宋时期———训诂学之变革时期;元明时期———训诂学之衰落时期;清代———训诂学之鼎盛时期;近现代———新训诂学之建立时期。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郑注群经体例发微——兼谈训诂学的起源

训诂学是我国一门古老的传统的学科。它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既体现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体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研究训诂学的起源,是研究中国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训诂学的起源甚早。如果将古代文章中后文对前文的解释也看作是训诂材料的话,     

宋学·道学·理学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对它的称谓一直没有统一起来,有的称“宋学”,有的称“道学”,多数的称“理学”。这看起来是个名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等。 所谓“宋学”,一般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它是与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相对而言的。这种称谓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高潮中,当时戴震等人为了反对宋明以来的空谈性命义理之学,就把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搬来,扯起“汉学” 的旗号,与之相对抗,于是便有“汉宋之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直接点名批判程朱之学,因此人们把程朱理学称为“宋学”,把戴震一派的学术理论称为“汉学”。 所谓“道学”,是指“道统” 之学而言。唐代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有一个“道统”,即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宋代的程颐则前进了一     

继承 拓展 前进——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教授的研究观

论及中国的训诂学,中国训诂研究会会长许嘉璐先生,将之分为“过去的”训诂学、“现在的”训诂学、“未来的”训诂学。许先生说,“训诂一词在汉人笔下,在唐人的理解中,都是串通大意,既然不在‘章’和‘句’上以及由此而加以发挥上下功夫,则其重点自然就在通过字面的诠解而通释经典的‘旨趣’,这与专为章句者之逞其一已胸臆相比,可称之为‘就文论义’”。“凡是解释古代文献所涉及到的语言(准确地说,应该是言语)现象,都是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语文学的训诂学,为我国所特有。“我国传统的语言学留给后人的并非只是丰富的资料,更为可贵的是一整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研究方法和优良传统。传统语言学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和个人因素,十分注意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追求形而上的理论体系,     

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新阐释

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 ,戴震将其经学方法论应用于哲学的建构 ,提出了“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哲学方法论 ,这引起清代中期哲学的建构由对原典的主观体证转向对原典的客观分析 ,并最终导致了清代汉学家哲学典范的创立。这一方法论的缺点在于忽视了哲学方法论的多样性及训诂系统与义理系统之间的相互独立性。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论中国古代训诂学的语言哲学意蕴

本文以中国古代训诂学中所渗透的语言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分析指出：对意义理论的把握，关于“解释的循环”的理解和对语言解释方法的探究，构成了中国古代训诂学中最富语言哲学特色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本文具体考察了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哲学化致思趋向，并揭示了它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     

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中国哲学经典诠释方法的现代转化

说到经典诠释,自然会想到传统的训诂学.文字、音韵、训诂是我国经学时代的主要治学工具,依附于经学而又支撑着经学,构成了古典知识系统的重要基础.训诂以释义为主,兼及音形,有所谓义训、声训和形训的分法;但就解释语义而言,通其义则为训诂之本.通顺文意必然涉及语言的扩张性和文本的诠释性,这就和西方的诠释学,特别是其古典形态的释义学发生了比较的联想.训诂可以说即是一种诠释,但训诂学并非即是诠释学;训诂和诠释有关联,但训诂学不一定必为诠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