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支出是否有利于撬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工业行业企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政府研发支出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及其创新产出的静态影响机制与动态溢出规律，构建了一个从外生到内生的解释框架。以工业行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首先，中小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有效关系，存在一定的门槛规律。当且仅当研发投入超过特定阈值后，才能释放正向创新产出，而研发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创新产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次，政府研发支出具有特殊的动态调控器功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调节影响。中低适度的政府研发支出能够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互补机制，稀释创新风险，以“挤入效应”共生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然而过高强度的政府研发支出则适得其反，会弱化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造成一定惰性依赖。最后，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对大型企业的创新激励门槛低于中小企业，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溢出范围相对更广。     

地方产业政策、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

文章采用地方政府发布的“五年规划”中的政策文本,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研发补贴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策略性创新中。与国有企业相比,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补贴在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政府创新偏好、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并且还存在单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地域异质性。     

领导者获取信息偏好对适应性绩效的复合多重影响

不确定环境要求领导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基于认知和行为双重视角,构建了复合多重中介模型,即领导者获取信息偏好通过多重路径影响适应性绩效,并通过236名中国企业领导者样本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1)领导者信息获取偏好正向影响适应性绩效,直觉型领导者表现出更高适应性绩效;(2)领导者信息获取偏好对适应性绩效的间接影响存在三条中介路径,即领导自我效能的特定中介效应、群体一致性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特定中介效应及二者的连续复合多重中介效应;(3)领导自我效能的特定中介效应显著大于领导自我效能和群体一致性变革型领导相结合产生的连续中介效应,领导自我效能和群体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两个特定中介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     

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分析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并探索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采用137家上市高技术企业最新数据,利用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也显著影响企业价值,即研发投入在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由此,企业应重视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增大研发力度以提升绩效水平.     

科技型中小企业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评价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提高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其绩效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各创新主体间的利益分配。为了评价其绩效,文章选择资源、技术、知识、风险在协同作用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绩效创新产生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并通过实证研究对政府制定的财政补贴政策分别在这四个因素和协同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各因素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补贴也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本文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的双重视角考察发现: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正向非线性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门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均呈现倒“N”型关系,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等产业均存在“U”型关系,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表现为正向非线性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政策,兼顾研发资源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失败再创新行为与再创新绩效——基于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失败再创新行为与再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正向影响失败后技术开发阶段再创新绩效,但负向影响失败后成果转化阶段再创新绩效。失败后全新创新在高管团队风险偏好与失败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间皆存在中介作用,而失败后追加创新未见中介作用。同时,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对失败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对成功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更显著,且失败后全新创新较成功后全新创新的中介作用更显著。本文旨在为企业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改善其失败再创新行为、提高再创新绩 效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借鉴。     

吸收能力、生命周期及研发财税支持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引入吸收能力和企业生命周期作为研发财税支持影响创新绩效的调节变量,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取102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测量量表信度和效度,采用层级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各项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研发财税支持与生命周期匹配,显著影响创新绩效;其中,政府补贴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创新绩效(效率)的激励效应最显著;研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研发加计扣除优惠)对生命周期各阶段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果的激励效应都显著,并且对成熟期企业的创新绩效影响更显著;(2)吸收能力与研发收益税收优惠(所得税率优惠)匹配后,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和效果.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企业研发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激励

本文构建了公共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激励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企业研发分为两种: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政府或者采取研发补贴或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或者直接对两种形式的研发创新提供资助。     

区域文化差异对个人决策偏好影响的调查研究

文章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用双曲线贴现模型和前景理论刻画人们决策中反映出来的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通过在中国进行大样本的问卷调查,比较研究来自中国25个省(区)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决策偏好,并实证检验文化价值观对个人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人们真实的决策偏好符合行为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我国地区间存在显著的价值观差异,个人主义是影响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高的个人主义文化对应着人们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对即刻收益的偏好,这个结论支持了"软垫假设",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信任水平对决策偏好并不具有解释力。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区域创新

财政体制作为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对区域创新具有保障作用。对此,文章选取2005—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引资竞争下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随着分权程度不断深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高水平的引资竞争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本地化优势,强化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间接促进区域创新。     

价值网络位置、内部资源配置与企业绩效

文章以价值网络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以26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及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将内部资源配置于广告与研发两类活动,探讨处于不同价值网络位置的企业如何通过广告和研发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均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均会对市场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广告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负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网络中心位置与广告投入、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广告投入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一般认为,研发投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关。文章基于广东省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全样本还是民营上市企业样本,R&D投入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三重门槛效应,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门槛区间内存在方向、系数值上的明显差异。同时,企业规模、企业营运能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控制变量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股权集中度在全样本回归中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政府整体上仍应鼓励企业加强R&D投入,具体方式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税收优惠,对R&D投入位于低水平的民营企业而言,应侧重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的角度给予支持。     

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与资源投入效用研究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争端,让人们在关注世界贸易问题本身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研发投入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文章通过建模分析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积累的关系,进而研究技术创新积累对企业绩效(或效用)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参数对研发投入转换成技术创新积累产生重要作用,技术创新积累强化又反过来消减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在一个特定的经营阶段,投入研发的劳动力水平应维持在一个特定区间。越过该区间,将导致研发投入严重偏小而不足以引发创新积累的形成;或者创新边际回报率小于无风险报酬率而使得研发投入没有意义;研发创新对资源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所有制结构、研发资源错配与研发回报率的相互关系——基于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

从研发资源错配的角度,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微观)企业层面数据为样本,运用计量回归方法和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企业所有制结构与研发资源回报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资本回报率比国有企业高,表明非国有企业受到较强的研发资源约束。数值模拟显示,当消除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研发资本错配现象,把更多的研发资本从研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重新配置到研发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可以使中国工业的研发产出提高2.9%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