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时空耦合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将资源、环境、经济三大系统量化,基于耦合度与协调度双重评价模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三大系统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分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四大区域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度均呈缓慢上升态势,由拮抗型升级为磨合型;协调度共经历快速上升、剧烈振荡和反复不定三个阶段,除东北地区出现明显回落,退化为勉强型协调外,其他地区协调度均有所提升但增速放缓,维持中级良好协调水平;各区域耦合度与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较为显著,其中,河南、山西、安徽、辽宁等为良好互动耦合的典型代表;耦合作用与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具备明显的不对应性.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识别与优化路径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

以东北地区3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略有增长,生态环境水平增长幅度较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C介于0.3~0.5之间,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D介于0.35~0.5之间,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与濒临失调阶段;地级市层面的耦合度仅有大连处于磨合阶段,其余城市均处于颉颃和低度耦合阶段;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的耦合协调度等处于领先地位,外围中小城市处于濒临、轻度和中度失调阶段;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分值划分成4种象限类型,从动态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性进行类型划分,依据划分类型提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路径。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统计评价

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实体经济通过资本利润、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管理效率提升为数字金融系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融资产品创新、交易机制、信息供给、数据治理等便利性服务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分别构建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加权法计算了数字金融综合评价指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利用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和分析了二者的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从时间演化上看,2011—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中度失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主导发展类型也经历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滞后型—数字金融主导型—同步型”的发展轨迹。从省际差异上看,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现为东中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的发展态势。     

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TSCS方法，对2012—2021年我国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考察期内，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相对平稳，处于拮抗阶段；在时序变化上，东中部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到轻度协调的转变，西部地区经历了从极度失调到勉强协调的转变，空间分布上，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都有明显提升，大部分省份属于初级协调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各省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借助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各省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与空间格局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并进一步挖掘耦合协调背后的滞后因子.研究发现:①时序特征方面,受金融危机、经济下行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支出水平是影响社会保障的主要因素;②空间格局方面,经济发展市际变动明显,大致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特征.社会保障首位特征明显,总体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③市际耦合方面,上海属于优质协调类型;江苏、浙江属于中级协调类型;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贵州省属于初级协调类型,而云南属于轻度失调类型;④滞后因子方面,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属于经济发展滞后型,而江苏、浙江、湖北和湖南则属于社会保障滞后型.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全国视角与分区域视角全面估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处于明显非有效但易提升阶段;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区技术进步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为负,银行集中度以及政府金融集权度对全国的影响和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影响一致,且均为正向影响。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收敛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Theil指数分解法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京津冀整体的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北京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河北的最低但增长速度较快,与天津的差距逐渐缩小;京津冀及南、中、北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大致呈现收敛性特征;各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京津冀耦合协调水平的总体差异明显,且差异来源主要是区域内的差异,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城市群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利用2008—2018年9个国家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了城市群高铁网络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I研究了城市群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与空间相关效应。研究表明：城市群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增加趋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处于高度耦合阶段,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中原城市群处于中度耦合阶段,哈长、北部湾城市群尚处于低度耦合阶段。城市群的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三线、四线、五线城市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东部城市群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高度耦合协调转变,中部、西部城市群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转变。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金融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改进熵值法建立协调评价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我国金融生态系统动态耦合协调程度,并结合灰色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稳步提升发展并对金融生态主体起支撑作用,后者波动较大并相对滞后,整体上,金融生态系统处于磨合时期及比较协调发展状态,发展空间较大,近五年将处于良好协调发展趋势.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辽宁省2003—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沈阳、大连两市的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位于辽宁省前例,其余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与沈阳、大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辽宁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整体耦合度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沈阳和大连两市已达到了初级协调耦合水平,鞍山、辽阳、盘锦、营口、锦州等城市的耦合协调性处于濒临失调或轻度失调阶段,其他外围中小城市处于中度和轻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性在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依次递减的格局。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促进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95-2014年统计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演变规律及其动态特征.研究表明:交通与旅游业显著相关,存在耦合互动发展关系;两系统综合评价值演变过程为交通滞后→旅游业滞后→交通滞后→旅游业滞后,系统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两系统耦合度演变过程为颉颃→磨合→高水平耦合阶段;两系统协调度从极度→严重→中度→轻度→濒临失调向勉强→初级→中度→良好→优质协调逐步演变.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产业兴旺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文章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基础上，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产业兴旺指数，并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支持乡村产业兴旺，但该支持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不同产业兴旺水平下，该支持效应也存在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间接推动产业兴旺。     

中国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及时空特征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分析了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对其差异性表现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尚未实现优质耦合协调,目前绿色金融系统相对滞后;空间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2019年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赶超,率先达到了良好协调水平;差异性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高于区域内差异,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制约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环保企业A股市值占比、人均森林面积等,且不同地区各因素的障碍度值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