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100家上市央企2012-2015年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盈利能力等10个要素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状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监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社会监督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央企环境责任显著正相关;成长能力、高管年龄、股权集中度与央企的环境责任履行状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水平与央企的环境责任履行状态不相关.     

国企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双重任务的偏好分析——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揭示不同职能背景主导下的高管团队对于企业双重任务的选择偏好,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混合程度对于高管团队与企业任务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生产技术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与经济绩效正相关、与社会责任负相关;管理服务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与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均正相关;股权混合度会显著加强生产技术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企业任务的作用,而削弱管理服务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且此调节效应在商业竞争类国企中存在、在特殊功能类国企中不存在。该结论揭示了异质股东委托下的股权混合度、高管团队及企业双重任务三方综合影响机理。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569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合作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主要在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显著，其合作创新效应存在“强-强”合作或“强者主导”的特征；基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合作创新驱动效应与企业所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之间呈现互补关系，政策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更强。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剖析其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作用机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整体上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应为4.8%，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其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下游地区，而对于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分区域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对各区域均起到促进作用，但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各区域产生了差异化影响，从而导致战略的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     

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

有序推进城市蔓延对实现城市可持续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统一化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城市蔓延，匹配2003—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究城市蔓延的环境效应，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最后进行城市异质性和空间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显著减缓了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环境污染，且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财政压力低的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中更为明显；考虑外溢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本地的城市蔓延同样抑制了周边城市的环境污染；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抑制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重要的中介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企业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及其启示

文章以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平均扶贫投入对个体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我国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参与产业扶贫对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社会责任敏感性行业则对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存在异质性,上市时间超过3年、规模大和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更显著。     

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

 本文在融入企业异质性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产业集聚效应对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在中国显著存在,并且是影响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另一重要的微观机制;（2）在中国,地区产业集聚并没有对本地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集聚效应并不明显。     

高管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选取2003-2014年的数据,研究了高管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高管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薪酬有正向作用,能够拉大高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高管职务及其金融背景却会缩小这种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的教育程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而且相对于地方国企,中央国企的这种效应也更为显著.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的促进作用从强到弱依次为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区域共同度。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创业活跃度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存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和农村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此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规制的强化将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生存——考虑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出口传导效应为切入点，采用我国222个城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通过Cloglog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扩展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专业化分工外溢、综合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面临的出口风险，提高出口生存的概率，但上述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拥挤效应”阻碍了企业的出口生存和可持续性，内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风险，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提升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成功概率的作用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特征使得多样化集聚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生存的主要机制，专业化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小。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生存的作用机制，对政府管理者更加精准与科学地制定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作用，且该结论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的消费升级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这两种机制实现居民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银行债务契约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我国2009-2013年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银行债务契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均对银行债务契约产生显著正面影响,且二者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内部控制在银行贷款决策中的替代效应仅在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存在.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持续创新——基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视角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前后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能显著促进企业持续创新,且人力资本技能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升级是上述创新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创新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地,在员工持股计划特征层面,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的筹资方式、员工认购比例的提升,以及锁定期限和存续周期的延长,都会促进企业持续创新。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薪酬水平、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环渤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薪酬水平、异质型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样本、环渤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提高薪酬水平均可促进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产生了正向的中介效应；进一步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发现，高级人力资本在薪酬水平影响两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中皆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但初级和中级人力资本在两个区域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