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TSCS方法，对2012—2021年我国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考察期内，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相对平稳，处于拮抗阶段；在时序变化上，东中部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到轻度协调的转变，西部地区经历了从极度失调到勉强协调的转变，空间分布上，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都有明显提升，大部分省份属于初级协调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8个维度、60个基础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数字鸿沟”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趋势；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但未出现极化现象；三大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且中部地区出现极化现象。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从乡村数字信息基础、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农业生产数字化、数字化发展环境4个维度选取20个具体指标构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4—2021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动态权重，融合TOPSIS法测度河南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分析其区域差异，通过Moran’s I讨论其空间相关性及集聚特征。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河南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基本保持上升态势，空间上表现为“中高、淮低”的分布格局；4大经济区总体差异基本呈先降后升的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低；区域间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多表现为“高高”集聚，而黄淮地区的城市基本表现为“低低”集聚。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

文章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使用二阶段熵值法和时序加权平均算子进行静态、动态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四大地区的时空差异演化。研究发现：发展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呈上升态势，大致经历扩张期、培育期、提升期三个阶段，这与经济发展轨迹一致；空间维度上呈现非均衡性，静态发展水平与动态发展实力均为“东强西弱”，而发展速度为“西快东慢”。区域差异时间维度上总体差异略有下降，空间维度上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西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关系的实证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从全国和区域层面探究数字经济、就业（用失业率衡量）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联动关系，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整体就业，但其实际效果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在东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呈现抑制作用。此外，失业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负向关联，二者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对数字经济的反馈作用甚微。     

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均等化评估

文章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了2015—2019年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利用泰尔指数对该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总体不高，且研究期内并未有明显提升，同时，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分服务领域来看，各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城市间差异、省份间差异比较显著；从时间维度来看，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总体差异略有扩大，但浙江省的组内差异呈下降态势，且各年份的组内差异均低于江苏省和安徽省，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短板存在差异。     

江苏省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综合度量

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反映：一是表现为某一时点各地区静态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应的定量评估指标可用地区间某经济变量的绝对量占全国的比率或相对量（如人均量）来度量；二是体现为某一时期内各地区动态经济发展速度上的不相同及其变化状况，相应的定...     

我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构建产业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准确测度我国整体及四大经济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运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探究我国省级层面产业数字化的分布动态演进和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整体上，全国及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且存在一定的发散趋势；全国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增大趋势，差异来源贡献度表现为“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极化现象。     

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构建了本土化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其聚类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进一步利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等方法，考察其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上升，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呈现良好趋势，但生态建设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2）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并具有鲜明的区域非均衡特征；（3）各地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突出，东部-西部、东部-中部子群间差异较大，但呈现显著缩小趋势，并且子群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中国以及各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存在σ收敛，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敛速度差异显著；（5）各地区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绝大多数省份位于“H-H”和“L-L”集聚板块，形成了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区域。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

本文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分别从地级和县级行政区层面研究了1992-2016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受地级和县级人均GDP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限制，首先利用省级人均GDP与灯光亮度关系估算地级和县级的经济产出水平。基于地级和县级经济产出水平，测算了地区经济差异指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证实了各省份、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呈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对泰尔指数进行四大地区分解，发现了四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我国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根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研究再次证实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还发现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经济不平衡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教育水平的提升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分别扩大和缩小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但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和政府消费与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关系并不显著。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首先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TOPSIS法测度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然后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特征，多数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也有少数省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样本期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各区域地区内、地区间差异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超变密度差异和地区内相对差异是整体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国及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均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农业保险深度、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收敛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并结合核密度函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地区差异,最后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和纵向数据系数参数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东部地区发展规模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总体差异呈现缩小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技术创新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度、外贸依存度、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均是导致不同地区服务业经济规模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以新发展理念作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的理论基础，构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0—2018年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探究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时空格局，并分解其区域差距。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局部相关性明显，皖东地区为热点区，长江中游地区为次热点区，豫北和赣南地区为次冷点区，湘西、豫南、皖北、晋南和晋北地区为冷点区。（3）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变化较大，层次间的差异大于层次内差异。     

长三角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耦合协调性研究

文章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对2003-2011年长三角地区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进行评价,并对两者的耦合协调性与相对发展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16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区域分异仍较为突出;较经济发展而言,人口素质相对滞后,且地区间差异逐步扩大.期间,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耦合协调度整体有所提升,但提升程度有限且呈现出局部极化、分异突出的现象;协调发展较好的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区其经济水平与人口素质表现为同步发展,而人口素质相对滞后的嘉兴、南通、宁波等地区,其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拖累.     

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进

文章构建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研究发现：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上升较慢,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表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差异呈缩小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但贡献率逐渐降低;西部地区差异下降较快,逐渐逼近东部地区;东-西、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最大,但均有所降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随邻域水平的增加,低水平向高一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上升,高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下降。     

中国经济韧性水平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文章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2004—2020年我国省域的经济韧性水平。采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泰尔指数、全局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法和变异系数法对省域经济韧性水平的时空演进规律进行分析，包括动态演进规律、区域发展差异性、空间自相关特征、时间演进格局、发展收敛性等。研究结果表明：省域经济韧性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且存在向上发展的潜力；研究期内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特征，且这种不平衡正在逐步扩大；省域经济韧性发展表现出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东、中、西三大地区与全国的经济韧性发展呈现趋同性特征，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更加明显。     

我国农村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数量分析

我国农村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数量分析李翔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不同的地区在天赋资源条件、社会结构、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工业化进程存在着较多的地区差异...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

文章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构建了经济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了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归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特征和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成绩斐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各省份经济质量发展水平均有明显的增长,但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差异显著;空间分异明显,呈典型的“地带性”和“梯度性”分布特征;呈现显著的全局正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模式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海拔高度、科技水平、公共物品供给、经济水平、工业化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政府规制没有显著影响;空间效应的影响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东北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再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统计测度与时空分异研究

文章引入逆绝对离差方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并通过改进区域竞争力、位序-规模、耦合-协调以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其变化趋势在时间上具有周期性、在空间上具有“地域差异性”的特征。具体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竞争力上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梯度”递减效应；在位序-规模上表现为上升趋势并具有稳定性；在耦合协调效应上呈现由中级向高级过渡的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但该趋势在信息流与交通流中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区位效应。此外，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是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城乡差距、能源消耗是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潜在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其来源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和地区间不平衡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σ收敛以及考虑空间效应的绝对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趋于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扩大,西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缩小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中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中,东西部以及东中部地区间不平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2018年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σ收敛趋势,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中部地区呈σ发散;全国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均显著,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