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在研发转化中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3年间基于风险投资案例和三种专利授权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风险投资在“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转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风险投资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并对创新过程起到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甄别了创新产出的质量,有效抑制了研发投入转化为以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为代表的低质量创新产出,而积极地促进了研发投入转化为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高质量创新产出.     

分析师跟踪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文章通过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跟踪对我国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分析师跟踪显著促进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利用中介效应进行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均是分析师跟踪影响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中介。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东部地区企业而言，分析师跟踪加剧了企业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而分析师跟踪对融资约束的改善仅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并未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分析师跟踪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此外，分析师跟踪对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分析师跟踪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程度更高且更显著。     

上市公司的创新溢价及形成机制研究

企业研发活动具有较大风险,这为投资者回报和高科技企业的股权融资带来了不确定性,因而有必要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溢价。文章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探究创新溢价的存在性及形成机制。结果发现：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能产生创新溢价;风险溢价能解释创新投入所产生的创新溢价,错误定价能解释创新产出所产生的创新溢价;创新投入能显著改善企业的基本面,从侧面印证了创新投入带来的创新溢价。     

环境不确定性、盈余管理与创新投入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应计、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强度,并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投入的作用路径。此外,引入政府补助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投入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环境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强化了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激发了更多盈余管理行为,真实盈余管理受到的激发作用更大;真实盈余管理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助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并且政府补助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缓冲效果也只是在大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显著。     

中国工业经济研发活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4-2008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应用2004-2008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行业面板数据,从投入和产出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工业经济研发活动的影响因素,特别地分析了产权结构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倒U型”假说成立;企业规模与研发产出的关系比较模糊,特别是如果使用专利数量衡量创新,企业规模和专利数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表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差异;国有资产比重增加无论对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都有抑制作用,技术机会系数对于研发活动有显著的正影响。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与经济波动

不确定性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探究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拓展的SV模型测算2002—2020年我国月度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并使用TVAR模型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分区制影响动态。研究发现，首先，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间存在交互影响，且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力更强，但滞后性更弱。其次，相较于金融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更明显，在产出和价格高波动区制下冲击效应被进一步扩大。最后，在经济不确定性水平高增速情形下，金融不确定性的提升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起到放大作用，而金融不确定性水平的增速高低基本不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本研究兼顾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从不确定性视角解读经济波动现象，为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有益的实证经验和政策启示。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链：作用机理及经济后果

本文将企业创新链分为投入端、产出端和收益端,以2010—2022年新三板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PSM-DID模型研究风险投资（VC）驱动企业创新链的作用机理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VC介入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链各端发展。机制分析发现,VC通过在企业创新链投入端的引智功能促进其产出端的提升,进而推动其收益端的增长;VC的引资功能则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VC引资能够促进其产出端和收益端增长,而在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存在渠道阻塞。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VC介入与企业创新链发展中呈现调节效应。经济后果的分析表明,VC通过驱动企业创新链的发展,推动企业实现“登陆新三板—上市至北京证券交易所—转板至沪深交易所”的发展路径。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企业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创新经济理论、CDM模型和数据特点,建立了考虑反馈机制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特点、机制与成效,刻画和度量企业创新驱动过程中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程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关键变量设定不同的衡量指标,既分析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技术机会等传统熊彼特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的影响,又考虑了政府政策、不同控股类型企业、高新企业等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对上述企业创新行为（活动）的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创新“黑箱”问题;考虑了企业最终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反馈作用,对经典CDM模型有一定的改进;首次用近几年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政府研发支出是否有利于撬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工业行业企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政府研发支出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及其创新产出的静态影响机制与动态溢出规律，构建了一个从外生到内生的解释框架。以工业行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首先，中小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有效关系，存在一定的门槛规律。当且仅当研发投入超过特定阈值后，才能释放正向创新产出，而研发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创新产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次，政府研发支出具有特殊的动态调控器功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调节影响。中低适度的政府研发支出能够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互补机制，稀释创新风险，以“挤入效应”共生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然而过高强度的政府研发支出则适得其反，会弱化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造成一定惰性依赖。最后，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对大型企业的创新激励门槛低于中小企业，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溢出范围相对更广。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政府创新政策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创新驱动战略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29个省的制造业就业数据,引用Baker等人公布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通过建立贝叶斯正态回归模型,考察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创新驱动战略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在国家强调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谨慎对待国际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评估,及时公布相关数据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不确定性预期。     

风险资本、技术创新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

文章从风险资本积极投资者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了风险资本对被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孵化功能.以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风险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和风险资本投资对深圳创业板公司业绩短期影响和滞后影响.     

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与资源投入效用研究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争端,让人们在关注世界贸易问题本身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研发投入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文章通过建模分析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积累的关系,进而研究技术创新积累对企业绩效(或效用)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参数对研发投入转换成技术创新积累产生重要作用,技术创新积累强化又反过来消减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在一个特定的经营阶段,投入研发的劳动力水平应维持在一个特定区间。越过该区间,将导致研发投入严重偏小而不足以引发创新积累的形成;或者创新边际回报率小于无风险报酬率而使得研发投入没有意义;研发创新对资源投入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     

价值网络位置、内部资源配置与企业绩效

文章以价值网络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以26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及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将内部资源配置于广告与研发两类活动,探讨处于不同价值网络位置的企业如何通过广告和研发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均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均会对市场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广告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负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网络中心位置与广告投入、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广告投入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社会保险缴费率会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吗？

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是薪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2013—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缴费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缴费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倒“U”型,而非单调线性,且在社会保险缴费率为0.1314时,创新产出最优。引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的社会保险最优缴费区间为[0.0946,0.1572）,在最优区间内,制造业企业通过有效人员投入（激励）与创新投入合力提升创新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同样具有前置效应和后置效应,分别表现为吸引并留住人才和对创新失败的容忍。本文结论丰富了员工薪资结构对制造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社会保险缴费比率提供了一定参考。     

税收激励与资源错配：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检验

优化资源配置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探讨税收激励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对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加速折旧政策可以显著缓解制造业资源错配情况，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对异质性生产率企业产生非对称性影响，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和资本深化机制，提高低生产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降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离散度，进而缓解资源错配。此外，上述资源错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东中部区域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为进一步评估加速折旧政策效果、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参考。     

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

文章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考察了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表明,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都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所在城市区块链发展水平越高,其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区块链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这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区块链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在高科技行业和民营外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只有持续推进区块链发展、重塑企业经营生态格局,才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从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