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法王考

明代封授藏族僧人的最高封号为“大法王”。曾先后封授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高僧衮噶扎希(sa-skya-pa-kun-dgav-bkra-shis)为“大乘法王”,封及格鲁派宗喀巴大弟子释迦也失(shrva-kya-ye-shes)为“大慈法王”,号称“三大法王”。鲜为人知的是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还曾封过一位“大智法王”,即明代著名著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dpal-ldan-bkra-shis)。本文在广泛参阅明代汉藏史料及历史文物的基础上,从班丹扎释身世、拜师学经、奉旨西行及在北京建寺译经授徒传教等方面对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生平事迹作系统而详细的评述。     

皇帝希望其“尽速前来”的大宝法王 明代“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管见

<正>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将白玉龙钮“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赐予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却贝桑布，并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命他“领天下释教”，并赐印、诰及金、银、袈裟、器皿等大量物品。由于封号中的“如来”二字，对应藏语译音为“得银协巴”，因此“得银协巴”便成为对五世活佛却贝桑布的常用称呼。这枚“如来大宝法王之印”边长12.8厘米、高8.3厘米，现藏于西藏博物馆。此印为白玉琢造，     

哈立麻来京的影响

一我在《西洋记发微》里,曾提到《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中被誉为燃灯佛转世的金碧峰,实是西藏大宝法王哈立麻的影子。1988年四川大学纪念“徐中舒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要出专辑,因徐老研究明史,我特写了一篇《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传读后》,其中又提到哈立麻。最近《西藏研究》刊出了刘孔伏同志《有关明成祖迎待哈立麻的一条新史料》,读后觉得,对哈立麻的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因而撰成此     

明代西藏“贡道”研究

《明史·辅教王传》、《西番诸卫传》及《野获编》卷30、《广志绎》卷5均记载,明代来京路线,是限定“从四川雅州入”。而对从河州(临夏)、洮州(临潭)来朝贡的,则拒不延接,不予赏赐。足见雅州乃明廷与西藏的交通枢纽。在明代从雅州进出西藏,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取黎州经飞越岭入藏;二是取天全六番经罗岩州入藏。前者如《松窗梦语》卷3谓西藏贡使取黎州入京是其证。后者如《明史·大宝法王传》谓武宗朱厚照派宦官刘允入藏,取“天全六番出境”是其证。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元明时期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践

元明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使得青藏高原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藏族在内地的活动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中,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值得注意。元代江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在朝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朝廷在当地设立了江南释教总统所和杭州行宣政院等一些宗教和行政管理机构,一些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僧人如达尼钦波桑波贝、加瓦巴等或被流放或被派驻到江南地区。明代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政策,洪武、永乐时期召请藏地僧俗赴南京朝贡、游历,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先后晋京,侯显、班丹扎释等人任职于朝廷,赴江南地区的藏族人也成倍增加。从人群的规模、分属教派、主动性、活动内容及政治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看,元明两代藏族赴江南的情况呈现出诸多差异,亦各有特点。整体来看,这一时期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增进了藏族对于江南的认识和了解,为藏地财富的积累和自身社会变革、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也丰富了江南地区的多元文化,增进了国家内部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两地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一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松赞干布年谱

松赞干布,《旧唐书》作“弃宗弄赞”,有时简称“弄赞”。《新唐书》作“弃宗弄赞”,“亦名弃苏农,亦号弗夜氏”。《卫藏通志》作“曲结松赞噶木布”;《中华佛教史》作“双赞思甘普”,或“双赞王”;《蒙古源流考》作“特勒德苏隆赞”,其余各书,或作“桑赞甘普”,“松尊冈波”,松赞冈布等。藏文松赞,端庄尊严之义,干布,深邃沈宏之义。曲结为依佛法而统治之王,即法王之义。吐蕃致唐国书,自称“曲结松赞干布”,唐人误认“曲结松赞”为名,而译作“弃宗弄赞”,以“干布”为尊号,译作“赞普”也。《蒙古源流考》所称“特勒德苏隆赞”的“特勒德”三字,藏文无对音可寻,疑为蒙古语“法王”之义。其余各字皆有对音可查。惟《旧唐书》以“冈布”为“赞普”则系误解。查《新唐书》,“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其意与《新唐书》的解释同,与冈布意义有别。公元569年,丁丑,陈宣帝太建元年,松赞干布生于吐蕃旧都亚隆札对园之降巴木     

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二)

经考察与藏译《法华经》相关的藏族史料文献,初步可认为藏译《法华经》最初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但现存的《甘珠尔》题记上写“由益希德(智军)翻译”。探析“厘定译语”及核对史料初步认为,和田出土《法华经》是814年以前的译本,可能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敦煌和《甘珠尔》中的记载初步认为是益希德厘定译语后的写本。对和田出土《法华经》上“三个写经生的署名”研究发现,这部和田出土的《法华经》是吐蕃时期的高层人物抄写的。     

释迦也失在南京、五台山及其与明成祖关系史实考述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 (14 14年 ) ,宗喀巴大弟子释迦也失应诏代师入朝。释迦也失于该年春天先抵达五台山 ,驻五台山大显通寺。后于 12月奉诏赴南京朝觐永乐皇帝。明成祖待之以殊礼 ,敕释迦也失驻锡南京能仁寺。在南京期间 ,释迦也失曾在宫廷内外举行盛大佛教法事活动 ,并为明成祖施长寿灌顶密法。永乐十二年 (14 15年 ) ,明成祖敕封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封号。其后不久 ,释迦也失离开南京前往五台山传法 ,仍驻大显通寺。永乐十三年 (14 16年 ) ,释迦也失从五台山返归乌思藏。在释迦也失居留五台山期间 ,明成祖多次遣使致书并赐赠礼物。关于这方面内容因史书鲜有记载 ,一向缺少研究。笔者在广泛深入裒集藏汉文献资料基础上 ,拟搞清楚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时在南京及五台山两地传教活动的基本情况 ,并以考述明成祖与释迦也失之间的交往关系 ,从而为进一步认识、理解明成祖确立并完善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提供确凿可信的论据     

外国电影中的藏文化“刻板印象”

文章以《喜马拉雅》、《盐程万里》、《色戒》、《旅行者与魔术师》等国外新近有关藏族文化的电影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分析了藏文化意象在这些电影作品中的“刻板印象”。文章认为,当代藏文化电影作品延续了过去西方白人文化的“香格里拉”印象,在现代文化的“他者”之维上,继续加强了藏文化作为文化另类的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藏族文化认同方面有双重影响:促进了藏文化的传播,同时又形成了藏文化未来发展的障碍。     

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格萨尔》口头传统

《格萨尔》这部世界著名的至今传唱于青藏高原上的口传史诗,究竟产生于何时?为何人所创？又是如何日渐丰盈成为世界最长史诗的？至今讨论仍在进行,亦无定论。本文从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零星记载入手,分析最早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军王的有限描述及形象,进而考“格萨尔传”与“说格萨尔传”之具体丰盈、发展及《霍岭大战》等记录整理本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指出“藏三国”之讹及“谢村版”和“拉达克版”的内容、特点与价值,试图通过系统的分析与考证,厘清《格萨尔》口头传统的发展和传承。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的《格萨尔》史料研究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册记录了朗·绛求浙桂与岭·格萨尔王五次会晤的情况,涉及《格萨尔》中八位主要人物,甚至记录了岭·格萨尔王无子嗣的情况;下册记录了元朝时期帕竹政权首任第巴大司徒·绛求坚赞与灵藏、邓麻、馆觉等部落的交往,这些部落均为《格萨尔》中的岭国部落。这些史料在《江孜法王传》《汉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中可得到印证,还被《西藏王臣记》《吐蕃历代赞普史》等藏文史籍所引用。文中涉及的地名、行政机构名均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注记,与《德格县志》记录保持一致,并且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中能够找到文献出处,说明中央政权一直在关注着西藏地方政权此起彼伏的更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古代文学的边疆史料应与汉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因此,《朗氏族谱灵犀宝卷》记录的《格萨尔》史料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有助于《格萨尔·林葱族谱》的辑佚。     

史诗《格萨尔传》

《格萨尔传》又名《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是藏族文艺百花园里一朵绚丽多姿的奇葩。多少年来,在藏、蒙等族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深受喜爱;近世逐渐传播到国外,极受重视。这不仅是藏族人民的光荣,也是中华各民族人民的骄傲。史诗的中心人物是藏族地区传说为“岭”国的格萨尔王,中心思想是为民除害,主要内容是战争。     

《格萨尔王传》与藏族文化圈——格萨尔之正名

一、格萨尔的“困惑”《格萨尔王传》的族属问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禁区,许多人讳莫如深。假如将来真有什么“格萨尔学”产生的话,这一问题仍然会成为热点,甚至会障碍这一学科的发展。因为:1、无疑格萨尔是世界史诗的一个高峰,这一高峰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曾如此预言:“将来——在未来的一个遥远世界,藏语甚至藏人或许会在     

《蒙藏条约》蒙方签字人职衔辨析——对《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译文的意见

1913年 1月 11日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俄籍布里亚特蒙古喇嘛阿旺·德尔智与外蒙古分裂集团签订了相互承认蒙古和西藏“独立”的《蒙藏条约》。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王远大先生《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对蒙古方面签字人职衔的译文是 :“1913年 1月 11日 (作者页注 :藏历水鼠年十二月四日 ,蒙历至尊二年十二月四日 ) ,《藏蒙协定》在库伦签字……蒙古方面在协定上签字的有副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尼塔比利克图达喇嘛拉布敦、曼赖卡图尔白楚达木定苏伦。”① 据此汉译文 ,达喇嘛拉布敦的职衔是“副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事实并非如此。 …     

漫话茶文化在青藏高原的传播与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茶、饮食茶最早的国家,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后(前10世纪),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茶叶作为方物进贡。到了汉代,市场上有了茶叶买卖。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王褒撰《僮约》时就有了蜀中已有茶叶销售的记载。①当时饮茶已逐渐成为一些地方群众的习惯;社会上已把茶叶作为珍品用以孝敬老人、祭祀祖先、保健治病、馈赠待客之礼物。古代,茶又被称为“木贾”。《尔雅释木篇》说:“木贾,苦荼也”。(荼为茶的古体字)。在南方,茶又叫做“茗”,把茶叶称为“香茗”、“灵茗”,由于人们对茶叶的喜爱,茶又被美称为“甘露”。唐…     

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应该说,我国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崇高审美域,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设置及战争场面的描绘等都突显了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给予受者以“狂喜惊异”和“高兴、娱悦”的审美感受。     

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

洪武二年(1369),明西征军攻克临洮,始与吐蕃接触,自此数次遣使进入藏族地区招谕当地僧俗官员上层人士弃元降明.三年(1370)五月,明军复从临洮进入河州,逾半月,明廷即命令三名僧人出使。为首者名克新。此即《明实录》洪武三年六月癸亥条下所记:“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据此可知,克新乃明初汉僧最早入藏者,然而今存洪武朝实录经过数次修订,记事未必首尾完具,即以克新为例,其出使抵西域何地,返归复命于何时都不见记载。克新此后     

论壮族先民思想观念的儒学渊源及《传扬歌》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

作为壮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曾以古文经学为特色的儒家经学形式活跃兴盛于壮族先民地区,以董仲舒之学和以“统合儒释”为思想内容的汉唐儒学传播影响于壮族先民地区,以程朱陆王为主体的宋明理学浸润渗透于壮族先民地区,同时集中表现在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这是我国历史上壮族先民在精神文化上能够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可资总结弘扬的思想经验。     

人本主义二重奏——人本主义视阈下的《格萨尔》史诗

英雄史诗首先是关于“人”的文学作品,即使其中不乏神的故事,但“人”事已经成为主流,探讨英雄史诗的人本主义对于“人学”研究及东西方著名史诗的国际对话具有重要价值。《格萨尔》史诗产生并发展于丰厚的藏文化之中,藏文化既包含理性的宗教文化也包含追求“人性”的民间世俗文化,两者共同孕育了《格萨尔》史诗两种人本主义——理性的宗教人本主义与追求“人性”、张扬个性的世俗人本主义。和谐共存是史诗中人本主义二重奏的主要表征。     

关于藏医学基础三大因素的初步研究

藏医药学具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祖国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藏医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医疗方法,在人类医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藏医三大因素是藏医理论的基础,对藏医三大因素的研究是藏医学研究的根本。三大因素学说是古代藏医的一种哲学思想,它广泛地应用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三大因素学说产生于吐蕃王朝初期,完善于吐蕃中期。它是以“万物本源于气”的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藏医典籍《月王药诊》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三大因素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