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他者：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及认识论转变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从世界观看人类学的历史

本文以近代西学的源流为主线,叙述了学科的“大历史”。作者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他者’及其与我们之间的关联、对我们有启迪的学问”,把“他者”界定为“非我”或“非己”,指出这个概念超越文明的我他之别,不仅指人,还包括“物”和“神”。接着文章追溯了从“后中世纪”的科学到19世纪人类学,及其在“两战”之间、战后人类学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化。漫长的学科史的追溯表明西方人类学也是世界观的历史显现。本文也评论了西方人类学对近代世界格局的回应,述及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南方人类学”的兴起,最后落脚到“我们对世界人类学会有什么贡献”这一问题。本文开篇强调了非西方人类学史和区域民族志史的价值,结语部分则指出中国人类学能否为世界提供思想,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心”。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中国的"他者"观念史——读《西方作为他者》

从1998年提议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开设"海外民族志讲座"课程起,①到2007年3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不同文化中的他者观念"国际学术研讨会,②再到2007年8月<西方作为他者>完稿,乃至2008年在<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人类学随笔中<在他处思考>一文的发表,③王铭铭对于人类学世界中的"他者"的关注,就像是其学术生涯中一根难以断缺的线,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直在蜿蜒.2007年出版的<西方作为他者>作为他将中国文明与"他者"观念相结合的作品,作为论述"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的著作,是他近年来对中国文明中"他者"观念史思考的重要成果.     

现象·对象·体验——音乐哲学中的现象学思考

文章从“现象”“对象”“体验”三个层面探讨现象学对音乐哲学的启示。在现象层面,通过解析“现象学悬置”“现象学还原”等概念,指出现象学追求直面事物本质,强调从“经验的自我”到达“先验的自我”。在对象层面,分析音乐与语言关系,探讨音乐作品与演奏同一性问题,提出音乐是一种纯粹的意向性对象。在体验层面,阐述音乐成为审美对象需要经验者参与。现象学为审视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当代音乐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五十年来情绪人类学发展综述——心理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心理学学科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汲取,随着心理学逐渐对以往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扬弃,将现象学、认知论纳入到学科反思、人类学研究也开辟了注重个体内在化情绪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如今颇受瞩目的情绪人类学领域。阐释学大师格尔兹对于情绪关注的研究,启发后辈学者,心理人类学正越来越多地将情绪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揭示他者文化蕴藏的深意。     

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

人类学的研究始于“简单社会”,当从“简单社会”迈向“复杂文明社会”研究的时候,原有的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将学术视野聚焦于山西晋中介休市这样一个黄土文明所孕育下的中华文化重要发源地,有三个重要意义:探讨从社区研究走向区域研究;开展中西方对话,形成新的人类学“复杂文明社会”的研究范式。因此将介休作为“实验地”的研究体现了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经验有可能对于国际人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界都有益处。     

边缘: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学关键词

“边缘”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传统深厚且意义重大.边缘与他者并不冲突,从本质上讲,他者都是边缘的.边缘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走进边缘、认识边缘、立身边缘,将使中国人类学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美国民族史学知识体系生成的背景环境与影响

美国民族史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边际中生发出来,作为一种具有专属意义的、独立的、一体化的知识体系的美国民族史学：一方面,美国民族史学既是二战以来美国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从分野并行到趋近发展的一种产物,也是美国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相互借鉴研究视野方法,逐渐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学科知识生产能力得到提升的一种体现;既是文化反思、“他者”重构的一种重要产物。另一方面,美国民族史学的孕育、凸显与繁盛及其知识体系的生成,也对美国民族史学知识体系生成所依赖的特殊的学科知识发展背景以及历史和社会生发环境等诸多因素带来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影响作用。这些影响,既展示在表层的学科和方法层面,促进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沟通和方法的互补;也表现在由表及里的知识层面,促动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传统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还触及了深层的文化概念层面,解构了“白人中心论”“西方中心论”,重构了“他者”的形象,推动了美国历史和社会的生成发展,促进了当代“美利坚”民族国家的不断建构。     

十年通信终得见：李安宅与雷德菲尔德的通信对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与李安宅的通信档案,记录了两人长达13年的学术友谊。其内容对认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发掘和利用这部分档案材料。本文将二人间通信分为四个时期,梳理了雷德菲尔德在办学、国际交流、研究资助等方面对李安宅给予的支持,呈现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们如何克服诸多困难坚持办学和做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美人类学界同时出现了“应用”取向的人类学研究,李安宅和雷德菲尔德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结合中国人类学研究发展走向与国际学术脉络对学者间通信档案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早期人类学建设如何在观照国际学术交流和使用学术共同体语言的同时,思考中国问题,发展“本土化”学科。     

在中国寻找民族志的出路

人类学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门通过对他者的体认来理解自身的学科。因其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过程相伴相生,从诞生之日起,其学科的定位和合法性就遭遇着来自社会科学主流学科的质疑,“帝国主义侍女”的形象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对西方人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在西方的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矛盾的两义性:一方面,人类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一样,以人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因而具有关于“人的科学”的共性;另一方面,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兴学科门类,它必须凸显出与社会科学其他门类如社会学、哲学…     

从“理性人”到“文化人”——读马歇尔·萨林斯的几本著作

<正>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与斐济人或特洛布里恩德岛民的物质实践虽然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它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无论西方与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它表现为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理性与文化绝不是对立的。我们唯有像研究他者一样,凭借人类学的敏锐观察,才能了解我们本身的经济。其实我们也是无数的他者之一。向经济人类学说再见吧,我们需     

南岛民族与岛屿东南亚社会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四

回顾了蒋斌近四十年来人类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他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同样重视,认为人类学的理论关怀更广,具有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民族志调查则从不同文化所赋予的意义去理解多元的社会形态。他的硕士论文用曼彻斯特学派的冲突理论分析排湾族的贵族制度,并对当时的人类学田野方法做了反思;博士论文用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社会"理论去解释排湾族的阶级社会。从台湾原住民的排湾族到东南亚沙捞越地区,他的足迹遍及岛屿东南亚社会,在他看来,研究东南亚能促进人们更加了解东西方文明在岛屿上发生的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     

存在与超越——论人类学的中国范式

人类学这一西方学科引入中国已届百年。人类学范式中国化的理念与形制也一直在消化、融合、建构和创新,它不仅涉及以西方为中心的“我者”和以东方为边缘的“他者”的范式原型,包括如何在现代性背景中嵌入中华文明家国天下的话语转化,而且表现出中国人类学家的异域、本土化求索的生命历程。文章分析了在人类学范式中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背景折射出的中华民族近代以降从颓弱到强盛的历史轨迹,我国乡土社会以宗族为脉络的结构表述,以及中国人类学家从返回祖国到走向海外的历史逻辑。     

儒家经典的人类学研究与反思——以《周礼》研究为中心

人类学根植于古希腊经典,而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也与经典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密切相关.百年研究实践表明,关注并深入经典是人类学本土化实践的重要方向之一.在当今反思、重建文化传统与解决民族融合、生态危机特别是人际生态等重大国策问题面前,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作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无疑是人类学本土化实践必须关注的“文本田野”.儒家经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四重证据法及其间性互补调和了证据真实与理解真实间的紧张关系,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相对科学又具操作性的研究方法.然而实际操作中诸如物象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足以替代文字叙事,人类学和考古学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重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有文字社会,物证与书证矛盾时该如何权衡辨识等问题值得所有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经典者深思.     

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

传统人类学研究习惯针对现存的“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进行研究。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大,对于复杂文明的研究,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人类学研究如何继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这一挑战,人类学在复杂社会研究中诞生了一些重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既有西方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国实践后的总结提升,又有基于中国传统研究理路进行的方法创新,还有数字时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新探讨。以历史人类学、多点民族志、快速评估法、互联网人类学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有力回应了人类学田野方法能否胜任复杂社会研究这一问题的诸多质疑,促进了人类学与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时代要求的互相适应。人类学对于复杂社会的研究是完全可能、可行与必要的。     

从神圣王权到民族主义的符号史学——《作为自我的稻米》中日本人身份认同的自我隐喻

选择一些重要的食物与烹饪作为一种“自我的隐喻”，来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而构建自我的身份认同和与他者区隔的表征，这是一种穿越时间的象征实践和价值塑造过程。美籍日裔学者大贯惠美子的《作为自我的稻米》一书以一种历史化的象征人类学分析路径呈现了稻米在日本人自我认同意义体系中的象征支配性地位，其研究对于族群声望符号塑造的讨论和族群分化理论的深化而言极其重要。     

浅谈金庸小说中的蒙古形象

从《射雕》、《神雕》、《倚天》这三部可以从中梳理出汉蒙关系的伸展变化的“三部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变而又具有一定整一性的蒙古形象,无论我们从父性的替代、互补的他者还是从镜像的映射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形象,我们都能发现这一形象在金庸的总体性民族国家叙事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在深层意义上已经成为了“异质整合与对话型”民族国家主体性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从“跨文化比较”到“跨自然比较”——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类型与范式转换

比较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但对比较法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考察现代人类学比较研究的两大范式。其中，“跨文化比较”以文化为基本对比单位，旨在揭示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结构与变迁、自性与他性；“跨自然比较”倡导在不同的世界(自然)而非世界观(文化)之间展开比较，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他者世界的自为秩序。在处理比较与翻译的问题上，跨文化翻译重视在语言层面建立共识，跨自然翻译则侧重在概念层面厘清疑义。二者虽然方法不同，但都致力于破解现代人类学“译不可译”的认识论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