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政府补贴、研发偏好与工业创新绩效

经济转型期的工业创新不仅取决于政府补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偏好的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补贴和研发偏好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效应。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双重代理人性质引致的利用型研发偏好弱化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导向性错位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改善作用不显著。创新的替代和竞争机制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探索型研发偏好实现创新资源的高端化配置,创新资源的高嵌入性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将研发偏好作为阈值变量纳入模型后发现,当利用型研发决策与探索型研发决策阈值分别高于8.2286和9.6406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政府创新政策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测算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变化。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及其分类指标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科技创新的门限效应,其促进作用随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分类指标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对金融发展规模的支持作用较强,对金融发展效率的支持作用较弱。     

政府数据开放、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数据作为新时代数字技术与国民生活深度交融的产物,已经成为极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生产要素,具有极大的创新潜能。近年来,随着政府数据开放的有序稳步推进,政府开放数据背后隐藏的潜能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乃至社会价值的创造都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2018—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对企业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推动企业创新,在进行估计方法、变量测度、样本敏感性以及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对中西部地区、高科技行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力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力的关系问题更加受到重视,国内外学者在此领域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但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和未解决的问题,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述评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对我国未来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具有有益的启示.     

基于企业社会回应角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企业的社会回应理论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式,良好的社会回应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备策略。文章将对我国近几年的问题企业对社会的回应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方案,以之借鉴。     

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实证研究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划分为内部社会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10年至2012年12个行业共258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对各利益相关者责任的主成分分析发现,企业内部社会责任比企业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更大。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07—2016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考察了海洋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变化趋势,海洋科技创新在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并存在双门槛效应。分区域来看,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环渤海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不显著,在长三角地区显著。从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类型来看,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而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则体现出显著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统计总指数的设计与编制

文章从意义作用、编制思路、指标选取原则、计算步骤和权重设计等方面统筹加以分析和研究,探索企业社会责任统计总指数的编制,用以满足企业社会责任自我评价和第三方认定、排名、对比的实际需要。     

地方产业政策、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

文章采用地方政府发布的“五年规划”中的政策文本,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研发补贴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策略性创新中。与国有企业相比,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补贴在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互联网资本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创新驱动路径视角

中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新的创新驱动路径亟需拓展。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使得互联网的“资本化”趋势愈发凸显,而互联网资本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尚是一个缺口。本文基于能力观视角界定互联网资本的理论内涵,从接入可及性和使用效用性两个维度构建互联网资本的评价体系,并采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设。研究发现,互联网资本具有促进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效应,且互联网使用效用性的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健全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互联网资本的包容性创新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环境尚未健全的不足。本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互联网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为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及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有效落地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计量方法述评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自提出之日起一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和评价方法伴随其概念框架的研究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问题。虽然企业社会业绩的评价方法和计量工具都存在很多困难,但一些学者还是提出了各种衡量企业社会业绩的方法,对合理计量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社会绩效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创新产品的市场扩散与政府最优价格补贴

文章建立了创新产品和传统产品的制造企业之间的Cournot博弈模型、政府与企业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采用最优控制法和博弈分析工具,研究了在创新产品和传统产品的市场竞争中,政府如何对购买创新产品的消费者给予价格补贴,才能促进资源节约或环境友好型创新产品的市场扩散。     

企业社会责任系统超图数据模型设计

为了指导企业科学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达到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的目的,文章以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超图理论建立了超图数据模型.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相关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更好的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系统复杂的内部关系.     

欧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比较

企业社会责任(CSR)评价体系是推动CSR进程的重要力量,尽管多方呼吁构建我国CSR评价标准,但现实情况表明,有关理论研究明显不足。对欧美影响力最大的评价体系DJSI与FTSE4Good的比较发现,两者在消费者保护、财务绩效、社会标准内涵、股东保护、人权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反映评价体系的区域特征。其差异存在隐性和显性依据,对构建我国CSR外部评级体系标准有一定的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作用与制度建构

自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仍难指导中国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实践。理论如何转化为实践,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写作本文的初衷。文章认为,首先必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然后针对其典型特征,提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建构建议,进而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制度的综合作用下,促进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略的重点话题。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个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整体上已实现协调发展,但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具有空间集聚性。     

企业与政府部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

文章通过对企业与政府部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提出政府部门需要综合分析企业不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节约的成本、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所获得的声誉价值、政府部门检查企业是否履行披露其社会责任的成本、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为社会增加的经济效益、企业违反政府部门强制信息披露行为的罚款额,对企业某项社会责任信息是否强制披露及量化的程度做出科学的规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