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法

随着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快速发展,如何客观、准确地综合评价循环经济的发展状况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综合评价指标的方法选用、指标权重的确定、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及评价结果分析等方面,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进行了研究.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创新,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文章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构建了由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全国和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测度,并用Dagum基尼系数对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较低,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提升显著;乡村振兴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省际差异;区域差异是乡村振兴差异的主要表现,但是东部地区省份内部差异也很明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4个方面的区域差异逐步缩小,但是产业兴旺没有明显的变化。     

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乡村振兴水平分解为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乡村振兴指数,并从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出发,选取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国内大循环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布呈现一致性,北上广及江浙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遥遥领先;乡村振兴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畅通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加速城镇化和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均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畅通。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差异分解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是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起始工作。文章构建包含23个基础指标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均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以及四大区域2008—2019年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区域差异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乡村振兴水平的时序变化呈现增长趋势,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大致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趋势,中部省份水平及排名波动较大;从区域差异看,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处于收敛状态,但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及四大区域之间差异较大。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增收：效应与机制——基于县域的实证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对农民增收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8—2020年112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来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尚不明显；对农业县、经济欠发达以及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县域的农民增收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激发县域内生动力，提升县域创新水平实现农民增收；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县域可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提升。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民生循环的影响

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研究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民生循环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前的611个贫困县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民生循环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农民生活发展水平提升了本地区民生循环质量，同时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对贫困县民生循环质量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文章基于我国1690个县(市、区)2013—2018年的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发展，在控制内生性、空间效应及更换农业产业集聚度量指标后结论依然稳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是我国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因此，各地区应以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引导形成农业产业高水平集聚，以此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基于多指标可拓综合评价的城市群发展研究

文章以可拓学的物元模型和可拓集合、关联函数理论为基础,对城市群发展水平的多目标综合评价进行研究。首先建立了城市群多指标可拓综合评价模型;其次在现有对城市群评价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的多指标城市群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了各指标量值范围、阶段划分和权重确定方法;最后,对关中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实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评价方法合理,与实际相符,能较完整地反映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分析测度：以中部六省为例

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以中部六省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具有空间集聚与空间联动特征；当前，湖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处于高水平的良性共振；山西和河南处于低水平的互相制约；安徽、江西和湖南已初步形成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湖南处于乡村振兴领先、数字普惠金融滞后阶段；安徽和江西则处于数字普惠金融领先、乡村振兴滞后阶段。     

乡村治理成效评价与分类提升策略

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构建了涵盖25个指标的乡村治理成效评价体系,基于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实证评价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成效。结果表明:(1)社会公正与村民权益保障、文明乡风塑造、财政支持与社区困难救助、人口素质与社会治安、村民文化水平提升、民主自治与养老保障以及就业转移与生态治理是衡量乡村治理成效的关键因子。(2)整体而言,我国乡村治理成效呈现东部、南部、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较优,黄河、长江中游与东北部综合经济区次之,大西北、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靠后的发展格局。(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系统聚类法对我国乡村治理成效进行聚类分析,分类结果为四类,与因子分析结果相互呼应。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监测报告

<正>为科学监测和全面反映四川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四川省统计局联合相关单位组成课题组,依照全面性原则选取了54项重点监测指标形成有效衔接监测体系,进一步按照代表性原则选取了31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分别建立有效衔接指数、脱贫巩固指数、乡村振兴指数测度四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水平;从两不愁三保障、防范规模性返贫、稳定脱贫能力三个维度建立分指数监测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情况;从特色产业发展、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三个维度建立分指数评价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成效。并以2015-2020年有关数据为基础,     

陕西省城镇化健康发展研究及政策建议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当前国内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以城镇化适宜度指标、城镇化初始动力指标、城镇化后续动力指标、城镇竞争力水平指标、城镇现代化水平指标五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城镇化健康发展进行评价，根据陕西省的有关统计资料，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将2005年陕西省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水平划分为四类，指出其发展的特点，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分别采取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突出重点战略等政策建议。     

国家高新区科技投入效益的评价方法

本文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法对高新区科技投入效益进行评价.利用该分析方法计算出科技投入有效性水平、规模有效程度等评价指标,并综合各方面信息资源,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为高新区及区内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推动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方面选取了相关指标,使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长三角地区40个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并分析其阻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情况良好且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通过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横向对比发现,江苏省各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从各维度指标来看,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方面,不同城市的差距较大。同时,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得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保险深度、人均村卫生室数量和城乡收入差距是阻碍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坚持正确政绩观认真修订完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

国家级开发区综合环境评价体系是国家商务部对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做出的综合评价。自1999年运行以来，综合评价体系根据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开发区发展变化进行了数次修订和完善，最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八个大类（即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配套能力、经营成本、人力资源及供给、社会及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环境、管理体制建设、发展与效率）共88项指标。     

IMD-WEF国际竞争力评价比较研究——以中国为例

从IMD和WEF对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存在很大差异的事实出发，基于两机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评价结果数据的比较研究，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IMD和WEF对竞争力概念的不同认识，是产生差异的理论背景；其相应的竞争力模型、指标体系、综合信息处理方法设计，是评价结果产生差异的决定因素；就中国而言，决定差异的因素集中体现在与GDP相关的指标、对外收入指标及就业人口规模等指标数据的影响。     

基于多层次因子分析法的我国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经济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民生发展五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选取2019年各省份相关指标数据,采用多层次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海以1.09分的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在创新发展方面,北京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首都地位位列第一;在绿色发展方面,西藏和海南分别位于第一、第二;在协调发展方面,天津、上海、北京因其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位列前三;在民生发展方面,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位列前五,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从综合评价得分和排名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     

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

文章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明显提升。总体差异、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地区间差异,其次是超变密度,最后是地区内差异。八大综合经济区核密度曲线向右移动,总体上以收敛为主。全国、东北、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大西南综合经济区极化现象不明显,其他综合经济区的极化现象逐渐凸显。     

创新型城市评价方法探讨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引导下,国内掀起了一股建设创新型城市热,尽管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考核创新型城市的一些指标,但是如何运用这些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尚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文章在建立创新型城市综合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标准值的确定方法,以及根据综合评价值判断创新型城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