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机理与中国经验

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样的,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不同。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引致的。在推进功能性分配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压力与碳绩效

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碳绩效，市场竞争、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外部压力深刻影响了该提升效应的可持续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协同创新、两业融合以及管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可能路径；受企业特征、所在地区特征以及政策冲击行政级别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异质性。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基于中国2011—2019年2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区域数字化能促进该城市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城市高质量发展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区域数字化层面,数字经济对低渗透融合率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低于中高水平地区;在高质量发展层面,只有中等水平的城市,数字经济才对地区高质量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善物质资本配置效率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但由于服务业扩张的“鲍莫尔病”现象,虽然数字经济改善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却不能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带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目标。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市场正面预期,而且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实证结论可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化发展韧性、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成为极为重要的议题。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和海外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且对国有企业以及具备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上下游供应链分散化来提升企业平稳发展的组织能力以及面临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进而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国际化发展韧性是一个长期效应，短期内由于冲击事件复杂多样且相互叠加，其影响并不显著。     

智能服务、生产要素替代机制与绿色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制造业969家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智能服务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智能服务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成功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生驱动力。从路径机制来看,智能服务能通过技术要素和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有效替代,从源头上促进企业绿色转型。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受数据要素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影响,新基建对智能服务绿色转型效应发挥具有重要作用。以上结论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政策重点是,围绕发展智能服务,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配套机制,通过新基建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外溢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结构分解视角

依据工业行业、细分行业、地区以及工业所有制结构探讨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和波动性并进行结构分解,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根据工业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地区）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业、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起主导作用;（2）根据工业所有制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工业所有制结构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起主导作用的部门已由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根据细分行业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等三种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相较之下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贡献度更高。本文首次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8－2013年的数据,这项研究对通过结构优化方式稳步提升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创新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定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其中,吸收能力的作用效应最强,创新能力次之,适应能力最弱。其三,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大小及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相比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企业早...     

本地投资者关注促进企业数字化投入了吗?——基于网络搜索指数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探讨影响企业数字化的前因。以2011—2020年我国A股的上市企业为样本,获取上市企业注册地搜索指数,构建本地投资者关注度指标,考察了本地投资者关注与企业数字化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本地投资者关注对企业数字化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25%、50%、75%分位点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且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该结论。机制检验表明,本地投资者关注通过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投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本地投资者关注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环境不确定性高的地区、收益率高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影响企业数字化前因的研究文献,也为监管部门合理引导投资者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一业带百业”效应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全方位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相关数据,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以及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以及强化数字文化金融支撑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数字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知识来源视角

中国数字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其飞速发展有效降低了知识获取成本,促进了信息快速流通。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企业知识来源,文章利用丰富的专利数据,从知识来源广度、地理范围等维度构建了知识来源指标。结合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变革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知识来源的视角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变革显著并稳健地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在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知识来源在数字化变革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化变革能够通过拓展知识来源的IPC广度与地理范围、促进跨国知识转移与研发合作、提升科学关联度等方式,最终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相比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变革对高知识存量、大规模、低融资约束以及高竞争行业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激励效应。本研究从知识来源视角为数字化变革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解释与经验证据,对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企业逐步投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但数字技术能否赋能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晰。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变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型,选取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研究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融资约束产生何种影响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文章基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源配置理论以及世行2012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方法检验了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及路径。研究显示,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对缓解融资约束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以及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后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上,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将小微企业经营流水等软信息转化为硬信息(即信息显化效应),而且能够改善小微企业盈利能力(即资源配置效应)。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参股和服务行业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缓解非国有参股、制造行业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边际效应更大,且融资约束缓解类型主要表现为自我融资约束。     

党组织嵌入与民营企业技术转型升级：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是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采取技术转型升级策略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发现,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转型升级战略。进一步检验揭示,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环境规制压力以及创新意识在上述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党组织嵌入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行动的作用强度受到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为强化党组织引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中国建设、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政府部门如何运用政策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服务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创新活动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企业转型发展需求,以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为出发点,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对于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这种驱动力尤为突出。机制识别检验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宏观-微观”层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化改善效果,在宏观上能够提升地区风险投资活跃度并优化产业结构;在微观上能够提升企业处理信息能力并降低创新活动风险,这些增益改善都有助于企业数字化创新项目的开展。市场化程度是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重要外部条件,“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的双重拟合能够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展现出更大的促进“加速度”。     

政府引导基金能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吗?

政府引导基金是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有效补充,其凭借支持国家战略的制度逻辑,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手工搜集2007—2020年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数据,结合PSM方法,实证分析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与作用机理：认为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该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为显著;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对民营企业的绿色驱动效应更为突出,并且高管激励对该驱动效应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本研究厘清了政府引导基金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与作用机制,揭示了地区发展水平、产权性质与高管激励对绿色创新驱动效应的调节作用,为政府引导基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地区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