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背景下,内地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地,对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器物也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染,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些文物材料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藏地存世和内地受藏族文化影响的元代瓷器进行梳理,结合图像器汉、藏文史料,从汉藏文化交流和元代西藏特殊政教环境的视角,对元代瓷器所映射的特殊功能进行剖析。     

原创·互融·多元——当代藏语文学的传承创新发展

当代藏语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展示中国文学“大文学观”的重要内容。藏语文学承接1400余年的藏族书面文学传统,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特性。新时期以来,当代藏语文学出现的一批优秀藏语文作家,他们能同时用藏汉、藏、英等多种语言文字创作,且有意识地采用现代藏文进行创作,使藏族原有的格言诗、寓言小说、说唱文学等传统文体得到传承、创新和发展,受到藏、汉、英等多语言阅读世界的关注与研究。藏语文学自身携带的古老的诗性智慧,从慈悲利众到诗意浪漫,作品充满情感力量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将藏语文学创作的“地域研究”和“族群个性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需要不断拓展藏语文学的边界,以建构多民族共同体诗学。     

《印藏蒙史略》及其史料价值探析

《印藏蒙史略》是一部19世纪二十年代初由顾实汗后裔劝请下撰述的著名藏文历史著作,内容涉及到印度、藏、汉、西夏、蒙古等地区的王臣世系和佛教传播史,而全书的叙述重点在于蒙藏关系史与顾实汗后裔王室传承史。作者依据一些稀有的青海蒙古史料,对研究黄河南蒙古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多康藏区藏族源流考释

多康藏区藏族是藏族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过程一直与卫藏地区藏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和早期文献记载来看,远古时期的多康藏人与汉文史籍所载之“羌”人关系密切,藏文史书中的“董氏人”与氐羌系统人群应属同一部落群体。董氏人的部落群体从雅隆河谷一带向北、向东、向南移动和迁徙,又通过一系列分化和整合,最终形成这一特定区域的特殊族群,在不同文种以不同名称载入史册。     

论17世纪蒙古编年史书所杜撰的所谓蒙元时期供养喇嘛

本文主要利用早期汉、藏文史籍有关元代帝师的记载,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证了１７世纪蒙古编年史书（这里主要指罗桑丹津《黄金史》、佚名《黄史》、萨冈·扯臣·黄台吉《蒙古河流》等几都蒙古文史书）所载蒙古元时期历任供养喇嘛,认为这些喇嘛大多都与史实不符,可能就是为了在蒙古地区传播黄教而编造出来的。     

西夏学研究中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

由于西夏与藏族的特殊关系 ,在藏文文献中也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 ,但由于藏文文献的不易见到和藏文文字的障碍。随着藏学的发展和汉译藏文史籍的不断出版 ,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发表了一些相当有份量的文章 ,涉及到党项族的起源、西夏的建国及其灭亡、西夏的遗民等问题 ,从而为西夏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对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 ,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介绍了一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先祖言教》的史学价值探析

仲优·昂青嘉布撰述的藏文史书《先祖言教》,记述了黄河南蒙古迁徙、发展、变化的历程,为研究这一支远离蒙古本部、处于藏族文化包围圈中的蒙古族的历史,以及民族杂居地区文化涵化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仲优·昂青嘉布摆脱了藏族史家以及受其影响的蒙古史家,以弘扬藏传佛教为宗旨,以佛教史为主要内容的撰史传统的束缚,以客观诚实的态度,从世俗的角度考察河南蒙古史.     

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va-zha)与吐谷浑

本文就一些青年藏族学者对藏文史籍中的古族"阿夏"(va-zha)并非与汉文史籍中的"吐谷浑"同源,也非吐谷浑之藏文族名的看法进行讨论。从藏文史籍关于阿夏早于吐谷浑历史记述的真实性问题、关于藏文文献出现"吐谷浑"名称问题、关于藏族来源"四氏族"、"六氏族"传说与阿夏族源的问题,以及藏文史籍"阿夏"一名的由来问题等四个方面,论证中外学者一般均认为"阿夏"即"吐谷浑"的藏文名称的历史事实。     

青海土人部落的记载与考证

明、清以来始有青海土人及土人部落。建国后,定青海土人为土族。关于青海土人部落的族属在汉、藏文史籍中都有明确记载,国内外学者亦有考证。所有记载和考证都说明现今的土族是一个以元代蒙古人和蒙古化沙陀人为主,吸收其它民族之成分形成的新型民族。     

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王统世系的史料考析——以《红史》为例

藏文史籍《红史》中不仅记载了蒙古黄金家族的人名、家谱,还附有部分汗王生卒年代和在位年代,以及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年代。虽然有的记载难免出现偏差,但作为14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史籍,其相关内容也为研究蒙古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明确了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的史料在蒙古史研究中的价值及意义。     

整理利用藏文历史档案的管见

据藏文史籍记载,从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王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开始,藏族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也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形成了大量的具有非常珍贵价值的藏文历史文献,其中藏文历史档案占很大部分。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宝贵财富。在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三百万件左右藏文档案中,有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国等部分,其中绝大部分则为清代和民国档案。具有这样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化遗产,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除汉族之外,藏族可能首屈一指。随着四化建设、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以及西藏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对藏文历史档案也日趋重视。本文拟就藏文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的必要性作一简要介绍,以期引起社会各方面对藏文历史档案的关注。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

对于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及在中央政府中管辖它们的机构宣政院,自从韩儒林先生《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发表以来,近四十年间,学术界已经做过许多的研究。不过,由于藏族地区地域的广大,各地社会历史和宗教状况存在相当的差异,元代史料中对藏族地区各地的状况又缺乏系     

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藏、彝、汉一母同胞三兄弟的想象和描述既体现了对血缘的认同,同时也投射出了地缘空间的认知。在千百年的西南族群生存生产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血肉相连、地理空间分享形塑了史诗创作人群的认知和感悟,在史诗中表达了彝族的自我溯源。《勒俄特依》通过兄弟的隐喻来表达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多民族或多族群逐渐形成了血脉亲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藏文书法形态发微

一、藏文书法的历史形态藏文书法的书写媒介自然是藏族文字，而藏文的产生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7世纪前，藏族就已有文字，但尚不完备，主要为巫师、笨教徒书符、画咒、记述教义使用。到7世纪前叶，藏王松赞干布建立吐警王朝后，为与邻国往来和治理民众颁布法令的需要，他派遣大臣吞米·桑布利等人赴天竺学习，返藏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并著八部论，解释藏文的用法。与此同时，吞米·桑布礼还仿梵文兰查体创藏文正楷体，又据乌尔都体创藏文草书体，这些书体成为以后藏文书法字体的滥筋。藏文的创制和使用突破了藏语的时空限制，对藏族文…     

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史实记叙及其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的“四个共同”,其中之一即是“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章结合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对中原史实的记叙,对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分析。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不仅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思路和眼界,能让我们在传统史料中看到一些过去为传统史学观念所遮蔽的或被我们忽视的丰富内涵与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无疑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引领性的新的学术方向。这正是我们从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关中原史实记叙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大家庭文摘

我国在货币上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由来已久,如西夏、元、清诸代的钱币上,分别铸有西夏文、八思巴文和满文。新中国的人民币上除了采用汉字为主要文字外,也曾先后采用蒙古、雏吾尔、藏、壮4种少数民族文字。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均由该少数民族书写高手书写,并经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各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签批.国家民委校审,最后由国务院批准采用。由于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写习惯不同,所以人民币的藏文、维吾尔文、壮文为自左至右横排,蒙古文却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直排、在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中,1951年4月1日发行的5000元蒙古包和10000元牧马     

“羌”(()):青藏高原的骨系血亲氏族——以语言学视角探古羌人渊源

汉文史籍记载中的古羌人种属繁多,后人关于其起源的研究多以“西方牧羊人也”之表意为基调.本文从语言学的视角,探讨了“羌”记音的可能性.通过分析对比“羌”(())在汉、藏文中的含义和变化,认为象形文字甲骨文之“羌”在与青藏高原南下族群接触后被用来记音,后世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则忽略了这一可能性.而古藏文中的“羌”(())即现代藏文的“仓”(()),意为“骨系血亲氏族”,不仅揭示了古羌人的渊源,还原了古羌人社会早期的发展状况,还在客观上解释了羌人何以种属繁多的根本原因.     

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

公元一二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元中统。过了四年迁都燕京(改称中都,1272年改称大都,今北京)登上皇位,建立了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元朝。元朝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各民族联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制定并实行了许多改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起用大批外族人担任中央王朝的高级官职。当时在中央王朝的高级官员中有花剌子模人,回纥人,维吾尔人,契丹人,女真人,西夏人,汉人等。有没有吐蕃人(藏族)?人们自然首先想到八思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