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共同前沿、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低。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同极化特征和“俱乐部收敛”趋势。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正向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对于识别不同区域之间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差异，实现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县域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长江经济带上游流域证据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挖掘绿色发展的金融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用综合指数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生态问题突出、金融欠发达的长江经济带上游乌江流域40个县域为样本,估计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金融不发达,但是整体水平处于上升态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上游地区高于中下游地区;全样本下,县域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效应,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下游地区县域金融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上游地区县域金融则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8年之后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增大。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绿色创新、财政分权与碳生产率

绿色创新对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提高碳生产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运用SFA-Malmquist方法评估我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碳生产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差异下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促进了我国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提高，财政分权对于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则存在门槛效应，当处于阈值左侧时，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异质性。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可有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时空演变

文章将非合意产出农业碳排放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框架,基于SBM-ML指数法测算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泰尔指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时空演进态势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存在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双重驱动的现象。（2）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三大地区划分视角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持平,东部地区次之;从八大经济区视角来看,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快,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慢。（3）通过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各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组内差异,三大地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高于八大经济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核密度估计曲线整体有右移倾向,说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地区差距大致经历先缩小后增大的演进过程。     

绿色投资、行业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工业行业的重污染企业和轻污染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行业盈利能力和竞争水平两个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在轻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在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影响。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水平对轻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盈利能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阶段、正相关阶段均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竞争水平对二者负相关阶段存在逆向调节效应，对二者正相关阶段存在同向调节效应。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BM-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FGLS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了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相比低、中水平的人力资本，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弱化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营商环境、互联网政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采用2016—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DEA-Mamlquist指数测算31个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营商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引入互联网政务作为调节变量，并分区域探讨其差异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相互抑制，并制约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分解路径；引入互联网政务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发现，互联网政务能够起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区域异质性显著，在东中部地区起到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起到抑制作用；法治环境建设能够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农村区域的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建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200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于面板模型分析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会逐渐减弱,即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2)严格适宜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激发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生产率的"双赢",由此验证了"波特假说".(3)使用不同的环境规制变量,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但这一作用弱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还未显现.     

技术异质视角下农业细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研究

基于共同前沿F?re-Primont指数法测算了12个农业细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探究了产业间的技术异质性和技术差距。结果显示: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2.02%,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高于土地密集型农业产业,两种类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式迵然不同,但均面临由综合效率损失导致的恶化局面。产业间的技术异质程度和技术差距较大,技术异质性波动幅度较大且呈"W型"变化趋势,技术差距主要来源于综合效率增长速度差异所导致的动态偏离效应,土地密集型农业产业技术改进空间较大。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分析”

选取2005—2012年中国21个省市再生资源产业面板数据,利用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再生资源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再生资源产业地区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7.3%,其中技术效率年均增长4.2%,技术进步年均增长为3.0%。再生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总体上中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最快,东部次之,西部最慢,其主要原因在于地区间技术效率增长率的不同。因此,提升再生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的发挥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当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时，信用风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跨越门槛值后，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融资约束门槛区间内，货币政策均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门槛值更低，且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融资约束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弱，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门槛效应分析

通过我国27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开放经济环境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随着其开放度不同,农业FDI对该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不相同,具体来说,出口依存度低于6.404％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负效应,在6.404％和21.715％之间,影响不显著,而高于21.715％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呈现“U”型特征,而对外投资率存在单一门槛,当地区的对外投资率低于0.2955％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股权结构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将股权结构分为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检验其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可以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而股权集中则会弱化这一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无环保投入及规模较大类型的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以及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均表现得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