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1978年以来中国铁路运输区域差异统计分析与评价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使得区域铁路运输具有差异性。利用1978-2005年的铁路运输数据，采用重心模型、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从客运量、客运周转量、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4个方面，对中国铁路运输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评价。结果发现：1．客运量重心在逐步向西南方向移动，其中向西移动了2经度，向南移动了2．6纬度；铁路客运量区域差异在逐步减小。2．客运周转量重心呈直线形逐步向西南方向移动，其中，重心向西移动了2．3经度，向南移动了2．9纬度；铁路客运周转量区域差异整体上呈减小趋势，但其中波动较大，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3．货运量重心波动较大；货运量区域差异在逐渐增大，而且区域差异的增长幅度明显加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4．货运周转量重心变化轨迹略呈指数型；货运周转量区域差异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2000年以前区域差异在减小，2000年以后区域差异在增大。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差异分解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是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起始工作。文章构建包含23个基础指标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均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以及四大区域2008—2019年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区域差异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乡村振兴水平的时序变化呈现增长趋势,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大致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趋势,中部省份水平及排名波动较大;从区域差异看,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处于收敛状态,但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及四大区域之间差异较大。     

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与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相互贡献度较低,但加深趋势逐步显现。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逐步融合、协调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耦合协调度等级发生了明显迁移,轻度及濒临失调省份占比下降至零,初级协调省份占比不断扩大,勉强协调成为主要类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全局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中,“高高”型省份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高低”型省份和“低高”型省份相对分散。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

文章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在解析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时空差异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黄河流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来源,并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增长后劲不足;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下游、中游、上游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总体Dagum基尼系数在持续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黄河流域基尼系数的构成主因;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转移概率存在区位差异,黄河上游的青海和甘肃在下一阶段仍将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中游地区达到中级协调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会继续保持在该水平,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则有一定概率出现协调水平回落现象。     

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择长江经济带1998～2013年市域人均GDP为主要研究指标,综合运用变异系数、首位度以及ESDA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市域经济整体集聚现象显著,由不断增强向缩小趋势进行发展.热点区域的整体分布格局变化幅度较小,较稳定的聚集在长三角地区,主要是在南北方向上微弱变化.经济重心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29.9646°N～30.1077°N,113.7712°E～114.6731°E之间变动,经历了先向东再向西方向移动轨迹.标准差椭圆总体变化幅度较小,涵盖了经济热点区,主要呈现出西南-东北的空间格局.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智慧乡村建设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

文章通过建构智慧乡村建设评价体系，实证测度了中国31个省份2010—2019年智慧乡村建设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智慧乡村建设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智慧乡村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中部地区相对持平；核密度检验结果显示，智慧乡村整体建设水平呈现显著波动变化趋势，东中部地区向积极方向演化成效显著，西部地区提升空间较大。为推动中国智慧乡村建设，各地区应将提升智慧乡村建设水平作为一项共同目标协同发力，从缩小智慧乡村建设的区域间与区域内差距入手，深耕智慧乡村建设区域协同发展。     

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文章基于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黄河流域9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解析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形成机理。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逐渐放缓。分省份来看，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甘肃与其他省份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表现出波动性特征，自西向东递增的阶梯性分布态势发生改变，高水平区域由东向西偏移，并表现出向南北两个方向扩散的变化趋势，原本“东强西弱”的非均质性空间格局逐步被取代。（3）人力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提供了良好的要素支撑与制度环境，产业结构与科研成果转化则对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外商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聚集区，而科研成果转化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而表现出负向溢出效应，其余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黄河流域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水平评价

推动黄河流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此，文章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1—2020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四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各城市群均属于科技滞后型；（2）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显著提升，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耦合协调度从流域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3）各地级市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少数地区发生跃迁现象，跃迁路径存在差异，且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数字物流、生态环境治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据,测算了数字物流、生态环境治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并对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三者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地区间差异较大;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表现为一定的空间集聚性;在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度较大,表明其对总体耦合协调度起到重要作用,其他驱动因素依次为物流产业增加值、区域GDP、R&D经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及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反作用.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资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时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出各省份2003-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各省份的对比类型.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有力的互补作用;2012年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甘肃省最低,全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比为22:9.通过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对比研究得出:北京、天津、上海三省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型;2003-2012年间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区域城市化效率与科技创新水平协调发展：测算与检验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城市化效率与科技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全局参比法、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熵权法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进行了测算,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不同区域2008—2019年的城市化效率与科技创新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从时序演变上来看,区域城市化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大体都呈现上升的态势,城市化效率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科技创新水平;从空间格局上来看,城市化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都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态势;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城市效率仍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状态,随着时间增长处于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状态,但增速缓慢;区域城市化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耦合度分布不均衡,高度耦合地区集中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等地区,且东西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