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产出

采用2004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分析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可行性,揭示FDI、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3个投入要素之间以及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间的固定替代弹性系数不等于1,因而证明了运用CES生产函数的可行性;FDI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FDI流入量每增加1%,能使专利申请授权数增加0.18%;但是通过计算1990年至2008年FDI对企业创新的产出弹性发现,该产出弹性并没有随FDI引进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所下降;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是影响企业对FDI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中国R&D人力资本的缺乏抑制了企业吸收FDI知识溢出的能力。     

国家统计局提出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4大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家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日前发布《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报告》，从技术创新能力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4个一级指标。一是潜在技术创新资源指标，包括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数、企业工业增加值、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等项。这一指标包括人力资源存量和经济资源存量，主要反映某区域内的所有企业潜在的技术创新能力。二是技术创新活动评价指标，包括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研究和试验发展（R＆D）活动经费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等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主要是指企业的研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及技术推广等活动。该指标可用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各个环节的经费投入来衡量。三是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包括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申请比例、拥有发明专利数量占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等项。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能力反映其各种要素组合产生的实际成效，因此该指标是评价企业创新能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指标。四是技术创新环境指标，包括财政资金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比重、金融机构贷款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比重等项。在一个给定的科技投入与制度体系下，外部环境对地区创新能力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企业所处地域的信息化水平、市场竞争程度、政府部门的扶植与金融机构的支持等4个方面。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依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有向无环图(DAG)等分析方法,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是引致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即国内金融发展和R&D投入之间具有很强正向关系,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结构不利于R&D投资;技术创新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金融发展是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一方面,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负向作用,但它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优化组合模拟与分析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重要途径。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双重外部性，环境政策成为激励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已有研究存在环境政策工具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难以反映政策组合中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方法，构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动态仿真模型，通过模拟不同环境政策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过程，探索不同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首先，介绍模型对应的现实场景，在对现实场景抽象简化的基础上，对模型中相关主体的属性、行为规则和交互规则进行详细描述，说明模型的具体实现过程和相关参数；其次，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设置多种实验情景，分别进行模拟实验；最后，分析实验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环境创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决定企业对环境创新技术的采用行为，因此政策工具的制定应立足于促进环境创新技术的发展，以提高创新产品的市场预期，降低创新技术采用成本。在市场机制与企业竞争的共同作用下，当环境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时，单一的补贴政策对环境创新技术促进效果不明显，应考虑多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严格的环境税费制度与环境创新产品价格补贴政策组合，可有效促进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但严格的环境税费制度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可能增加企业负担，因此在创新技术更替的过程中会有大量资金力量薄弱、技术落后的企业被淘汰；宽松的环境税费制度与补贴环境创新产品市场的政策工具组合，通过环境税费预期提高企业对环境创新技术的预期，提前为技术更替做好准备，从而可以在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逐步促进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完成新旧技术更替。         所构建的模型可以作为环境政策设计的参考工具，通过设置政策情景并展开模拟实验，分析其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长短期影响。     

环境税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模拟

环境技术创新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两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为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环境税应以诱导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为重要目的。 关于环境税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情景假设、研究样本、分析方法和实验模型,取得了并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环境税可以激励企业实施环境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机制,使企业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另一方面,环境税会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可见,环境税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演化的过程,单纯依靠实证或数理方法难以全面认识环境税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 基于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方法,将环境税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研究置于复杂多变的动态市场环境,在识别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关键因素及其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方法将微观个体的特征、行为和规则描述为个体与环境的函数,进而构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动态仿真模型,运用计算机系统模拟不同消费者选择、产品竞争和环境税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演化过程,探索环境税征收时机及强度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市场机制、产品竞争和环境税的协同作用下,当可替代环境创新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时,较高的环境税能够推动企业采纳环境创新技术,并实现减排和增效的目标,促使产业向绿色经济方向发展;同时环境税政策的实施时机对于产业向环境创新技术方向演化起关键作用,这与环境创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反之,较低的环境税情景下,可能出现企业花钱买污染的状况,与环境税初衷背道而驰。 本模型同时可以作为环境税设计的参考工具,通过改变模拟参数,观察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及其绩效的演化。     

创始人人力资本与高技术新创企业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创始人人力资本对高技术新创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重点分析了风险投资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并将制度环境调节因素引入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对305家新三板上市高技术新创企业展开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创始人较高的教育水平、较丰富的管理经验不仅能直接促进高技术新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还能通过吸引风险投资间接促进技术创新。第二,创始人的创业经验对高技术新创企业创新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第三,创始人的技术专长虽然对吸引风险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却不直接影响高技术新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创业或管理经验与技术专长的协同效应能显著促进高技术新创企业的创新水平。第四,制度环境地区差异对创始人人力资本对高技术新创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均存在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

"波特假说"理论认为,环境规制的加强能够促进企业的RD投入,因为企业试图通过RD投入来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能力以及产品的科技含量,进而抵消环境规制给企业经营绩效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以2008-2013年的深沪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RD投入的影响、RD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的RD投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企业的RD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研究结论不仅验证完善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同时对企业在环境规制下开展技术创新,提高经营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的股价和汇率相关性研究

通过协整检定、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VEC格兰杰因果检定,使用2005年7月22日~2007年4月27日的日交易数据,实证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我国国内股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上证综合指数间存在协整关系,达到了长期均衡;股票价格和汇率间存在着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到上证综合指数单向的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不存在由上证综合指数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期的或者短期的因果关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上证综合指数变化长期的和短期的原因之一。     

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转变

本文主要对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产品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转变进行了思考分析。通过对现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开发和售后服务上所取得的进步和创新进行详细阐述,以及对其存在的技术落后问题和服务质量问题进行揭示,表明中国现阶段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组装环节,但却呈现出了向上游技术研发环节和下游的销售服务环节转变的强劲的势头。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低碳经济下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等日益凸显。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加强环境保护成为共识。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会对环境有所污染。企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应积极履行环境责任,这也是低碳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样,发展低碳经济所要求的技术创新、法律制度创新也将推动和保障企业环境责任的实现。因此,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责任使污染减少到最低限度,治理、消除自身造成的污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性政策条件——环境技术进步方向视角下的政策偏向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关注政策规制的经济与环境绩效,却并未重视不同类型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偏态情境中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数理演绎不同性质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再结合我国经济数据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技术研发效率和环境政策累积作用的结果,环境政策会通过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改变环境技术进步方向。(2)异质性政策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其作用存在不同的着力点和偏向性。其中,研发补贴政策的清洁技术偏向和产出激励效果明显,而规制类政策的环境质量效应优于研发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U型特征。(3)单一政策干预往往难以破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两难困境,而政策组合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特别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同时实行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单一政策。但最优的政策组合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不确定环境下基于Bertrand竞争的企业创新模式比较研究

将技术不确定性与市场不确定性所组成的不确定性概念引入创新过程;在Bertrand竞争市场中,运用战略实物期权、动态博弈等工具对企业创新过程建立了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得出了创新企业的价值函数,考察了不确定性参数对投资门槛值与破产临界值的影响;最后在技术投入溢出与互补度、创新产品互补度以及合作诚信度等四个参数的综合交互作用下,分析了独立研发、竞争RJV、合作RJV三种典型模式在均衡研发产出、公司利润、行业利润及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异,得出了模式动态选择的适用条件。已有文献多在静态环境下考虑技术投入溢出参数在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中的作用,本文研究旨在弥补此不足,同时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进行适宜的创新组织选择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面板数据的风险投资与区域创新因果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的Granger因果检验,对1997-2008年间我国24个省市自治区风险投资与创新之间因果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和专利授权均是一阶单整变量;且Kao检验、Johansen Fisher检验和Pedroni检验的协整检验结果也十分显著。这不仅说明了风险投资和专利授权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还验证了"风险投资先于创新"假说的成立。但却没有发现"创新先于风险投资"的显著证据。     

政府市场规制、产品消费选择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现实情形下系统的均衡策略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因素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即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分别为(市场规制,不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绿色产品)。(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第一种均衡状态下,产品的基础价值、绿色偏好收益、绿色消费意识和产品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主要因素;在第二种均衡状态下,政策收益、规制成本及产品市场需求量是影响政府采取市场规制策略的主要因素;在第三种均衡状态下,绿色技术创新补贴系数、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影响企业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方向和边际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理论提供参考,也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借鉴。     

多主体参与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均衡及稳定性

构建由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策略选择对系统均衡策略影响的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行了实验模拟论证。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其中,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和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驱动博弈系统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重要动力。（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均衡状态（1,1,1）和均衡状态（1,0,0）下,通过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均衡状态（1,1,0）下,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提高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效果较为微弱。     

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量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面板数据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如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深入研究了中国在1990-2013期间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耗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不存在电力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与此同时,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电力消耗对当期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正向的作用,滞后一期的电力消耗促进当期的电力消耗,同时也促进当期经济增长和CO₂排放量增加;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对当期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负向的作用,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滞后期对当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但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的结论一样,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能源效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该发现对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和电力部门能源政策的制定都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研发披露、管理层动机与市场认同:来自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研发是公司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研发披露是市场了解公司研发活动和未来发展潜力的主要方式。但是,管理层在是否披露及以何种方式披露的选择上具有很大自主权。那么,市场最认同哪种研发披露方式呢?本文基于股票市场的证据对三种最主要的研发披露方式(开发支出、董事会报告和现金流量表附注)进行了探讨。通过摘录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01-2009年年报的披露信息,本文比较不同披露方式在资本市场的价值相关性以及不同披露方式下披露的公司与不披露的公司产品市场绩效的差异,并以此来检验不同研发披露方式的市场认同度。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由于一方面没有盈余管理的嫌疑,另一方面在显著位置表明管理层对公司研发活动的信心,因此应该最受市场认同;而现金流量表附注的研发披露虽然也没有盈余管理的嫌疑,但以附注披露的位置而言很难认为是公司有意对市场的信号显示,因此,市场认同度虽高于有盈余管理的开发支出,但却低于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披露的实务和基于研发数据的实证研究都具有现实与学术意义。     

人口老龄化、金融资产结构与宏观经济波动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平均年龄异质性家庭和创新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得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持有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上升、资本性金融资产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从而引起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动;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金融结构变动将导致劳动减少、消费减少、产出降低,甚至影响企业创新投资降低,进而导致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劳动增长依赖、投资增长依赖、技术模仿依赖都难以为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应集中到创新方面,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是市场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引导市场资金对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投资支持,同时应避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剧烈上涨造成经济震荡。     

消费者异质需求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演化模拟与分析

企业环境创新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消费者对产品环境属性的异质偏好有可能成为企业环境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消费者异质需求视角,运用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具有不同创新态度、创新偏好和可支配资金的异质企业主体,以及对产品价格、质量、环境属性具有不同偏好的异质消费者主体,模拟消费者产品选择及企业环境创新过程,并通过个体消费者异质需求的变化反映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及其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影响,探索绿色需求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及演化规律。实验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异质偏好影响企业环境创新绩效;虽然短期内环境创新行为不利于企业提高经济绩效,但当绿色需求水平较高时,环境创新引起市场结构变化,环境创新企业通过先动优势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由于企业环境创新风险与绿色需求水平显著相关,为推动企业环境创新,政府在采取必要的激励或补贴政策的同时,更应引导消费者重视产品环境属性,以推动企业持续的环境创新行为。以上研究对于揭示异质需求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自组织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为政府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