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遣使与元嘉之治

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遣使频繁,其遣使类别因遣使目的不同可分为遣使巡行、遣使赈灾、遣使案狱、遣使慰问和遣使交聘。宋文帝也正是通过遣使从而了解了国情、澄清了吏治、赈恤了灾荒、稳定了社会、繁荣了文化、发展了外交,最终促成了盛名于史的元嘉之治。     

略论“元嘉之治”及其北伐

宋文帝刘义隆统治的元嘉时期(424～453)在南朝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因其卓有成效的内政改革,取得了著名的“元嘉之治”,把刘宋的国力推向全盛;但元嘉末年北伐战争的失利,又迅速降下了这一治世的帷幕。宋文帝如此的治乱相寻,集成败于一身,令历代史家感慨不已。但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评析,本文就此略作探讨,求教于方家。一自东晋以来,皇权中衰,士族权贵垄断了军政大权。420年寒门将领刘裕代晋建宋,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趋于强化。但其在位仅三年,局势尚未稳固,这一使命落在了后继者刘义隆的肩上。当时士族阶层虽已腐朽,但仍享有特权,不断与皇权发生冲突,而皇族内部也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     

略论素质教育与“两课”教学改革

"两课"教学与素质教育是密切联系的:"两课"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素质教育是"两课"教学的价值目标和主题。"两课"教学要充分发挥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灵魂作用,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浅说汉藏文化中的“年”与“ ”

“年”在汉文化中作为一种怪兽，因其出现在除夕之夜并伤及人身而被人们用种种方法驱逐之，由此成为汉族过年习俗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元独有偶，在藏文化中，也有一种叫做“ ”（汉文中译作“年”、“念”或“宁”）的怪物，而且自成系统。它与汉文化中的“年”似乎有相当程度的类同之处，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细化”与文学翻译

文学作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此系统观下,文学作品的翻译者必须对传统的文学翻译认识进行反思和扬弃,采用具有相应的综合性、体系性的模式进行理解和把握.以文学性的把握为切入点,围绕"细化"思维模式,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对文学翻译中的语义定位、心理机制、审美活动、文化内涵、意义处理诸层面进行综合检阅的操作平台,对文学翻译进行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     

解读诺齐克的“元乌托邦”设想

基于个体权利的道德边际约束和传统的乌托邦理想的非现实性,诺齐克提出了"元乌托邦"设想."元鸟托邦"有三个环节国家-共同体-个人."共同体"由追求共同价值的人构成.国家只有一个,"共同体"即乌托邦的数量却是无限的."元乌托邦"将各种理想都包含于其中,是帮助人们实现各种理想和善的最完善的形式.但是"元鸟托邦"设想存在内在矛盾,缺乏理论依据和可行性.     

“城中村”问题初探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的障碍而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城中村"给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了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任务是改革现行与农村城市化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和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大量新的"城中村"产生.其次,对已成型的"城中村",应从物质形态改造入手,以关乎村民根本利益的房屋清理确权为切入点,均衡各方利益,多渠道筹资,统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落实安置,推进"城中村"改造.     

“三个代表”领导观与“双全服务”领导思想探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于指导党的领导实践,形成"三个代表"领导观."三个代表"领导观应是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思想的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深入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领导观;"三个代表"领导理论框架的具体构建及其创新思想,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十分必要.     

“观”“无为而治”——“还原”向度的本体诠释与重构

"还原圣人本意"是思想史的永恒主题之一.故,诠释有两个基本的向度:"还原"的向度与"发展"的向度.作为道家政治哲学的一贯主题,"无为而治"在历代的解释学语境中逐步面临着一种有"见"而无"观"的根本性"还原"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转换传统解释学的诠释向度,以作为本体诠释学和本体认识论的"观"为基本通道进入具有深刻根源性意义的老子道论之原初视域,并在本体价值论、本体伦理学和本体方法论的视角"理解"道家无为治国论的内在逻辑与理论体系.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弘法护教活动。从缘起、经过、献瑞、僧人四个方面考证和讨论了这次活动,特别是从《续高僧传》中发现了隋文帝第三次分舍利的诏书,从献瑞中分析了隋代舍利石函上的佛教造像题材。笔者认为隋文帝分舍利建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恢复曾被周武帝灭佛而废毁了的寺院与佛塔的目的等。     

《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

《汉书.文帝纪》所载"养老令",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但是传世文本的记述中存在着一些令人生疑并且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80岁以上老人与90岁以上老人一样,成为"受鬻法"的福利对象;又如皇帝对高年的赐物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每月重复的常设制度。而其中赐物价值即"赐格"之高,尤其令人难以置信。参照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诏、顺帝阳嘉三年五月诏的相关内容,推测"养老令"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中的"月"字为衍字。正是"月"字之衍导致文献信息失真,歧义纷生。"养老令"关于赐物发放流程的规定,是后世遵行的常设制度,赐格的部分内容在东汉时期仍然以先帝"故事"的方式产生着影响。由此判断,"养老令"在文帝之后似乎并没有被完全废止。     

论宋真宗朝"五鬼"

被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皀，是宋真宗朝政治 舞台上极为活跃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 历史产生的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人们忽略了对“五鬼”作更深入、全面甚至是较为客观的研 究。本文从宋代文官政治体制的角度，探讨了“五鬼”在真宗朝得势的原因；并从科举制度 、宋代经济和财政管理以及对宋代文化基础性的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五鬼”对宋代文官 体制的建立和宋代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而阐述了真宗朝在有宋一代历史发展进程 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俗化”视野中的宋代文人及其词的创作

宋代文人以风流名世。这里的“风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们才华横溢,往往兼擅诗文书画;二是指他们对感情的过度流连以及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体现了宋人清雅的一面,后者则相反,反映了他们趋俗的一面。两者结合,使宋代文人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理宗与理学

宋理宗尊崇理学,凭借皇权把理学确立为统治思想.前人对理宗尊崇理学的历史过程和影响做过一定研究,但还不够全面、细致.宋理宗理学思想产生的渊源、尊崇理学的阶段性以及理宗与理学和理学家对立统一、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探讨.宋理宗的理学与理学家的理学是不完全一样的,理宗对理学抱着实用主义态度,并非真践实履,同时理宗时代理学已暴露出较严重的空谈性命的弊病,预示着理学在走向顶峰之际就是走向衰落的开始.     

宋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在宋代文学批评与理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大量运用与集中阐说,表现为在诗评中开始广泛出现;在诗论中得到阐说和提升;在词评中也得以引入.这标示出了"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成型.     

论宋代文学会社的繁荣及其原因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会社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 其原因主要有六:一是“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二是民间集会、结社风气的影响,三是文人追求雅、俗谐调的生活情趣,四是士子为应付考试而相互结纳,五是多元文化选择及文人党争的推波助澜,六是乱世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宋昭公"无道"考辨

《左传》等史书说宋昭公“无道”,但从宋昭公的谥号和其在位期间的实际作为以及宋国的政治斗争来看,宋昭公死于公族争权夺利的阴谋斗争,他并非无道之君。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