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诺奖情结

标题中虽然用的是“诺奖”这两个字，但本文所要谈的实际上却只是诸多诺奖中的一项，即“诺贝尔文学奖”。的确，对于许多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它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了。这１００多年里竟然始终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获奖，不管怎么说也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有一个高行健获了奖，但他却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已经不是中国人了，虽然他的作品还是汉语作品，而且大陆这边也没有怎么承认他的成就。所以中国作家还是没有获奖。国人对此当然觉得遗憾，甚至还有些愤懑，认为这是因为评委们戴上了有…     

莫言的自信

在文学圈里我本是归入诗人行列的,不写小说,也不搞评论。莫言一获奖,一下子把我抛到了小说和评论的延伸处。这也难怪,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多少年来的一个梦想,现在梦想成真,莫言成为中国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曾凭借长篇小说《灵山》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国人中凡是关注文学或有点阅读兴趣的     

从高行建到库切看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

自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已授予了四位作家：高行建、奈保尔、凯尔泰斯·伊姆雷和库切。本文通过对他们的作品及他们获奖理由的分析，探求其共性，从而得出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时期的价值取向：1、对反叛意识的青睐；2、对移民视角的推崇；3、全球化的视角。在这三大价值尺度的背后，我们发现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其理论依据。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做出了自己的价值评价，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内省式的思考。     

忧患意识与闲适情怀——转型期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以九十年代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的中国文坛为研究对象，评述两类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作家——忧患型作家与闲适型作家。忧患型作家以笔为旗，与物欲横流的商业化大潮进行直接的抗战。闲适型作家则以其高雅脱俗的作品与世俗社会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对抗。他们的创作，不仅成了当代文坛的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知青作家的创作与寻根文学的发生

知青作家的生活经验直接制约着寻根文学的创作选择 ,并最终决定了寻根文学的创作取向。知青作家在文化寻根意义上对自我的超越有可能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广阔的文化历史空间 ,但是 ,他们的某种既成的创作经验也可能构成他们超越自我的审美局限。倡导寻根文学的知青作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两难是新时期文学转型所面对的历史选择的和文化判断上的一个深刻的悖论     

“世界文学”的同与异及中国的境遇

"世界文学"源自歌德近二百年前的文学设想,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这一概念不断为后世学者所解读、分析和阐发。对于中国而言,自"五四"时代开始,知识分子就在为汉语语言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流通体系作着开创性的努力。直至高行健、莫言相继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世界文学空间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并未得到显著改变。为了摆脱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低端地位,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中国一方面应该避免创作及研究上的"自我他者化";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全球市场驱动下的同质主义的文学倾向,努力确立"汉语语言文化"为"世界文学"的特别媒介。唯此,中国才能从"世界文学"中获利,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     

从高行建到库切看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

自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 ,诺贝尔文学奖已授予了四位作家 :高行建、奈保尔、凯尔泰斯·伊姆雷和库切。本文通过对他们的作品及他们获奖理由的分析 ,探求其共性 ,从而得出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时期的价值取向 :1、对反叛意识的青睐 ;2、对移民视角的推崇 ;3、全球化的视角。在这三大价值尺度的背后 ,我们发现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其理论依据。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做出了自己的价值评价 ,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内省式的思考     

从语言到表演到禅——谈高行健的戏剧观念

高行健是当代戏剧家中有自己独特又清晰的戏剧观念的剧作家。高行健的戏剧理论否定了戏剧是文学的戏剧,建立了围绕表演展开的、强调表演的剧场性和假定性等的戏剧观。随着他对禅宗观念思考的日益加深,戏剧观中透露出浓厚的禅宗思想。     

中国澳门少儿文学的历史形态与学术价值

中国澳门少儿文学不仅在澳门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便是在整个中国少儿文学创作的地域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地方。作为澳门文学前驱的澳门“离岸文学”，少儿文学在一般文学中所占比例达到38%；澳门作家协会出版的年度作品选《澳门作家文集》，少儿文学范畴的作品所占的比例竟然也达到了38%。这两个38%非常能够说明澳门对少儿文学创作的重视和高比例的产出。由于澳门作家的教师身份占比较大，教师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对少儿教育和少儿关爱特别敏感，他们的文学自然会倾向于为少儿服务。澳门特殊的社会生活状态所生成的宁静、安逸的澳门体验，似乎特别适合少儿文学的表现，于是澳门少儿文学在澳门文学中的比例甚高，产量较多。     

论中国新人文主义文学的人性观

以梅光迪为代表的中国新人文主义作家既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主张通过对欲念进行适度制约,通过理性来节制感性,防止感性的放纵与泛滥,抵制物质对人性的异化,进而使人性达到最佳平衡。新人文主义作家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具有合理可取之处,这对于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的文化、文学发展与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奠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明代天津文学发展概论

明代天津文学有两股创作力量,即流寓文人与本土作家。明洪武至嘉靖,天津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流寓文人,他们的作品或描摹津门风光,或抒一时一地之感怀,文学样式涉及诗、文两种。嘉靖至明末,天津本土作家开始出现,并创作出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成就集中于诗歌。由流寓文人、本土作家的创作可知,明代天津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学主流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民族记忆危机的文学疗救——论1993年乌热尔图与扎西达娃的小说告别

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坛,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分别以中篇小说《丛林幽幽》和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作为小说绝唱。他们经由记忆危机的故事讲述,引领读者穿越创伤记忆的历史黑夜,从记忆贮存、生命魔变和目光见证三个维度,缓解疗治自身及其民族共同体因遗忘、创伤而带来的心理焦灼。记忆的故事与告别的小说意味深长地构成了一对悖论性的存在,为了纪念的小说告别已然有了相当的文化重量和文学史意义。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的记忆危机写作,没有采取一般见证文学惯用的暴露叙事和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而是与同时代的寻根文学一起,以高度饱满的魔幻化、寓言化的方式展开,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独有的审美风情和想象方式,为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张目。他们在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学地形图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苍凉的背影。宿命般地,为了纪念的告别成了两位小说家决绝悲痛的写作姿态和象征仪式。     

文学传播的力量之源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整个中国文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让很多人感受到中国作家仍然引领着文化思潮,在很多方面他们还是更加具备和世界对话的能力. 客观地说,其实莫言的获奖更多的还是莫言个人的事情.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书店里边,文学书籍一直是很多的.但有趣的是,几年前,文学的专架上可能有10个、20个作家的作品,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在那个专柜里面陈列,读者可以去买不同作家的小说来阅读.自从2012年10月份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这种情形有所变化,就是文学的书籍在卖,但是大多只卖莫言一个人的书.莫言的书不管读懂读不懂,不管人们去不去读,但是必须去拥有,就变成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华裔作家作为传播主体,以自身和华裔文学为传播媒介,以华裔文学作品为载体,把中国文化从物质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精神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与传播。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他们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传播思想,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希望达到全球和谐一体的传播效果。     

论中国文化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

20世纪世界出现了两股逆向的潮流 ,一是东方文化的“西方化”,二是西方文化的“东方化”,这种文化的对逆现象是空前的。对于大多数法国作家来说 ,中国文化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 ,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他者”,是一种“非我”的神化、一种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构想物”。为超越自己的文化圈 ,瓦莱里、克洛岱尔、谢阁兰、圣 -琼·佩斯、亨利·米肖、法朗士、罗曼·罗兰、巴比塞、马尔罗、艾田蒲、克洛德·罗阿、米歇尔·鲁阿和索莱尔斯等在创作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中国题材或以中国为参照 ,赋予了中国在人类文明形态中一个极其重要…     

延安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和政策上指明了延安作家实行文学转折的意义与措施,而作家如何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点,完成向革命者即工农兵化的转变是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作家的工农兵化过程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转变的实际进程。丁玲与艾青是延安文学转折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     

再谈精神分析视角的启发意义——以茨威格和黑塞的小说为例

茨威格和黑塞在借鉴精神分析手法方面有所不同.两位作家都看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创新意义,但理论来源却各有侧重,精神分析在他们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两位作家不同的人生道路.大致看来,两位作家的小说可以从不同侧面给我们以慰藉和启示,虽然都有模式化的一面,却也昭示了他们永恒的人格魅力.     

《透明的红萝卜》与《且听风吟》的文学起点——莫言与村上春树的小说艺术比较研究

《透明的红萝卜》与《且听风吟》分别是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成名作。两位作家文学起点上的某些规律性存在,反映出两位大师成功的某些侧面。处女作一鸣惊人以后,莫言以故事讲述、村上以语言革命为艺术追求特色,并最终形成自己的小说风格。两位作家在自己的文学起点上笔耕不辍,农村生活积累和都市题材创作是佳作陆续产生的源泉。对蒲松龄志怪小说的发掘与"以译养文"的持之以恒,分别是莫言与村上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情怀”

夏志清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充满了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作家“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中国作家的展望，从逾越中国的范畴”，刻意表现中国的困厄及拯救的希望。这个论断是符合ZO世纪初至SO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文学实际的（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除外）。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SO年代初，中国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与中国政治溶为一体的色彩。作家大抵带着赤诚的拯救国家、改造国家的理想从事创作，大抵对于国家现实的改革、未来的发展存有一套方案或设想。最显著的标志是：作家往往企图借文学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