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

近代教育出版(特别是教科书的出版)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掌舵长达25年的著名教育出版家王云五,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活动及事业的反思与总结,并在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这一集大成之作。《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试图从教育出版的独特视角来展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始终不忘强调近代出版业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也为后人考察和认识出版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的功过是非

王云五自 192 1年起主持商务印书馆馆编译出版事务 ,193 0年至 1945年担任该馆总经理 ,前后共达 2 5年之久。对他的改革举措 ,尤其是推行科学管理法 ,历来有争议。本文论析这一阶段商务改革的功过是非 ,认为总体而言 ,改革有利于商务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科学管理史上也应有相当的地位。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成长的社会生态分析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起步于文化启蒙与民族诉求的时空大背景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的崛起为代表。有别于当时清政府主导的公营出版和教会主办的教会出版，近代民营出版业通过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工具与设备，翻译国外出版物、整理传统文化、出版大型工具书和新课程教材而得到快速成长，成为民族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固然与出版企业制度、内部管理、经营者出版理念等内生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同样不可忽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变化、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商业氛围的浓郁、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新教育改革以及出版法规、同业公会等外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支撑效应。     

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所长说质疑

几十年来,出版史、商务印书馆馆史的研究专著、论文都称蔡元培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第一任所长,几成定论。经过对商务印书馆现存档案、当事人的回忆等资料进行排比后,否定了这种说法,并指出这是事隔30多年以后蒋维乔个人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出。在分析了这种说法产生的原因后,指出蒋维乔的回忆文章并不可信,不足以作为严肃的史学专著的史料依据。     

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诸如诠释、编纂、编译、重新定义、排版、出版等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这些活动激活了太平天国后江南社会由那些具有专门技巧的文献学家、改革派学者以及企业家所构成的网络。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历史呈现给我们一种不能完全以文化工业的范例去理解的出版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文献学工作实现了一种文化政治,它实际上抗衡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产业对中国古籍的影响。商务印书馆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观察出版事业在一种非资本文化史中的演变和延续。借助商务印书馆和其他出版社所出版的语言工具书、教科书、百科全书词典等,上海的城市学术群体在20世纪初对舶来的现代符号进行重译、重编和反译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通过这种重译或反译,受到大众欢迎的编译者对教育和知识以多元流通的方式向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的普适知识系统提出了挑战。与明治维新不同,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任务并不是西化,而是以文献学的方法论和编译的实践应对和梳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性。这个文化任务带来的实践使上海从太平天国时期的避难所转变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城市文化的摇篮。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实践为我们理解生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和清帝国体制交...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

在近百年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两大重镇,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两大汇聚点,它们一南一北,齐寿并峙,相互呼应,成为中国２０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从两者的关系入手,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一个新的切入点。由此得出结论：如同出版界离不开学术界的智力支持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也离不开现代出版的支持与推动,离不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也绕不过中国近代出版业。历史表明,学术和出版的结合,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1920-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改革

“五四”前后 ,商务印书馆成为新文化人士的攻击对象。在王云五正式就任编译所长、进行全面改革的前两年 ( 1 92 0— 1 92 1 ) ,商务印书馆就已经开始了与学术团体结盟、改革《小说月报》、建立新式会计制度、酝酿改组编译所等一系列变革举措。其中 ,陈承泽、郑贞文、杨端六等中华学艺社的新一代编辑对商务印书馆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商务印书馆的全面改革作好了铺垫     

近代贵阳文通书局的教育出版探析

贵阳文通书局创立于维新变法潮流之下，以服务西南文化教育为职志。抗战期间汇集西南地区的知识文化群体促进了文通书局的发展，特别在编辑所所长马宗荣的主持下，文通书局制定了教育出版的宗旨、计划，出版了众多教科书与教育类丛书，为近代贵州、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战后知识群体的东归，贵阳文通书局的出版优势不再，由此折射出近代教育出版格局的变化对出版机构的巨大影响。     

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既是近代中国民间出版业诞生之初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新式文化出版人救亡与启蒙的社会使命感息息相关.从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细剖蕴涵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的"日本"符号,可以窥见它有一个从常态到异态、从容纳到排拒的社会接受过程.这种流变现象印证了中国近代早期民间出版业受制于外部(东亚)环境变迁的事实;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体对"日本"符号适时的形塑与消解活动,也验证了商务输送新知、启迪国民的启蒙立场,以及在商言商、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独特的表征.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翰林出身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儒者.他在其毕生服务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编纂过程中处处闪现出爱国忧民、义利统一、审时度势、务实开放、立己达人等儒商出版思想,这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锻造出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当代出版儒商,进一步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     

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原因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版事业的国家之一,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变迁中,中国的出版业是以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而出版业转型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体系传入中国,大批的西方传教士随着本国的入侵者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事业,传教士引进了近代的印刷技术与设备,这就是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和变革的开端。     

李宇明与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合作——商务印书馆副总编周洪波先生访谈录

原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北京语言大学现任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李宇明教授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大家.多年来,为了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李先生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做好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对语言学界与出版界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的联手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和出版业的共同发展做出创造性贡献.在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过程中,李先生与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周洪波先生接触最为频繁,关系最为密切.     

藏书楼对近代编辑出版业的传播影响研究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促进近代编辑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此期形成众多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刻书内容包罗万象,精校精刻久负盛名;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且活字、套版及版画印刷术都有长足进步,呈现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明清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编辑出版业进入创作旺盛期,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果,可谓我国手工业印刷之集大成,对典籍保护与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藏书楼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     

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 ,文字出版是重要的手段。而上海正是基督教文字出版的中心。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华美书馆、益智书会、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中华浸会书局、青年协会书局等是当时教会的主要出版机构。它们在传播西方科学以推动中国现代科技的变革、用白话文翻译圣经等宗教读物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编译学校教科书以促进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统一术语译名的工作以推进西学引进和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确立、编印杂志和创办社团组织以倡导现代学术精神以及为近代中国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等方面 ,对近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教育救国与民族复兴:蔡元培与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发展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蔡元培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他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教科书营运方针转变的重要倡导者、实践者。以商务印书馆为实践阵地,蔡元培致力于近代教科书的规范与普及,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筹划者、参与者。蔡元培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视教育为救国之本,怀抱"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教科书从舶来品到中国化的转变,将教科书变成了普及知识、启蒙国民、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要武器,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张之洞督鄂与晚清湖北出版

张之洞在主政湖北的18年间,为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一直紧抓“出版”为改造湖北制造舆论.一方面他创办并支持湖北地方出版,在湖北主持刊刻史志、编译西书、创办报刊并扩充出版机构,为湖北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又限制湖北民间革命期刊发展,始终把“出版”当作“正学”的工具,致使晚清湖北出版一直为官方把持.还原这一阶段湖北出版业的状况,认识张之洞出版意识的来源,进而理解张之洞出版思想的核心,对于清末出版史、思想史研究以及张之洞研究、湖北地方文化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商务印书馆前期经营管理思想

商务印书馆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中,它经历了风风雨雨,时而兴旺发达,成为远东屈指可数的出版企业,时而遭受战火摧残,陷入几乎难以生存的困境。但不管如何颠簸,它至今仍存在于中国出版之林。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信誉,至今仍有活力,在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努力。为什么商务印书馆能百难不死,经久不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营管理思想上说,大体上有以下几点。一、顺应时代潮流,着眼于全社会的教育文化事业     

1935-1936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

中国近代出版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 ,到 2 0世纪的 3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本文取宏观中的微观视野 ,对近代出版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奇特现象进行探讨 ,着重从 30年代中期中国出版大格局多元性特点及其构成 ,以及出版物总量和品牌质量的结合上 ,对形成近代以来出版业高峰年代的标志和成因作了综合分析和量化分析。     

学报的历史发展与特性

高校学报的产生有两个直接的历史条件,一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高等学校的建立,二是社会上一批以研究学术和介绍新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刊物的兴起和迅速发展。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兴起后,中国开始出现以教授西方“新学”为主的高等学校,取代了封建主义的书院教育。自1895年到1906年,全国官办高等学校发展到123所,还有一大批私立大学和西方国家办的教会大学。同一时期,报刊出版也有了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