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状况中的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以反思性、异质性为自身立场的文化力量,始终与启蒙现代性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张力之中,并将现代性变成一个变动不居的未完成的过程。从这一视阈考察的话,所谓后现代状况,只是对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力量的极端强调。它将审美现代性的异质性立场扩张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将后者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权威的质疑作为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与此同时,后现代状况中的审美现代性还存有另一种可能性：所谓异质性立场的扩张,未必一定就是艺术承担其救赎功能的新起点,因为任何形式的质疑在消费社会中都有可能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象。     

论鲍曼的后现代性思想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著名的理论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高超的文笔在理论界中独树一帜。近年来,鲍曼的后现代性概念、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关系及后现代性给人类生存状况带来缺憾等言论,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给予了很好的反思。     

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现代化的批判：以福柯为例

首先介绍了后现代社会理论及其对现代性 /现代化的批判的概况,然后着重讨论了后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福柯颠覆理性(真理)、解构主体的批判路径。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坐标选择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有不同的特征,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一时空背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观照,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两难：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的双重效应日益凸显,同时又处于前（ 现代） 后（ 现代） 的夹击之中;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超越现代化,而这种追求又处于同一时空之中。要超越两难,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实现从本本主义到问题意识,从解释到创造,从“话语”到实践的转换。立足现代,后顾前现代,前瞻后现代,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交汇处寻求坐标系,这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坐标选择。这一坐标系包括三个维度：时间之维、空间之维和主体之维     

现代与后现代视野中的德育改革

德育改革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与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在现代和后现代视野中综观德育改革的过程,一方面它是对传统的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回顾总结的反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辟一个新的视角,换个角度认识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改革中的后现代因子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和不可否认的事实。     

后现代性与道体——论后现代性的本体建构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分别代表西方文化的三种类型,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递进式的关系。历时地讲,"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分别由一种本体形态所支撑,即相应的"客体"本体、"主体"本体。由于"后现代社会""正处于路途之中",其特质"后现代性"目前还不明晰。正因为如此,需要为"后现代性"建构一种本体形态以为支撑。对应地讲,这种本体形态应为作为"客体"、"主体"两种本体之综合与超越的"道体"本体。     

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争议中的乔治·巴塔耶

乔治·巴塔耶是拥有多副学术面孔的法国思想家,学界对于其究竞属于何种流派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巴塔耶的思想具有“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面性,其多重身份及其所思所想是由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大风向和法国激进理性批判的具体语境共同铸就的。但是,虽然巴塔耶是解构现代性和颠覆现代性的先行者,在现代性批判的道路上做出了尝试,却也面临着困境。     

后现代时间性图景--从利奥塔的观点看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

本文以利奥塔的论述为依据,以现象学的思想作参照,从时间性这一角度入手,阐述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即从形式化的时间性向质料化或信息化的时间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三种后现代的时间性体验图景.     

消费社会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更多的是分析问题的两个视角,而并不预示着相互更替的时代的出现,两者可以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消费社会的出现是后现代性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因素,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深深契合和体现在消费社会之中。文章致力于梳理消费社会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论证以上观点。     

在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信息时代中国现代化难题的深层根源

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三重因素的矛盾和冲突是信息时代中国现代化难题的深层根源,而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这一深层根源在不同层面上的外在表现形式     

试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四个要素

现代化过程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又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中,可以发现经济现代化有四个重要因素,即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政府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不但应该看到这四个要素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应该对这四个要素的任务和方向进行具体的研究和确定。     

论远程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远程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个主动创造的过程,它在不断消除距离障碍中重构自我。远程高等教育的现代性表现为:凝聚现代教育理念、创建现代教育结构、重视交互与对话;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其现代性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和资源技术等方面不断增长。远程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条件的成熟

中国社会现代化正处于重新启动全面推进的重要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现代化的国际国内条件也表现得最为成熟。从国内条件看 ,政治上表现为现代化理论和领导集体的成熟 ;经济上我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条件上形成了全面开放的社会架构和国民的成熟。从国际条件看 ,时代特征显现出的现代化新特点 ,使中国现代化条件处于最好的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最好的时期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中国利用世界市场的条件成熟 ;世界现代化正处于平稳的间歇期 ,中国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时机成熟 ;早发现代化国家提供给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教训也相对丰富和成熟。     

浅议实现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

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有着很大的差距,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不断推进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现代性"与"现代化"

"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区别首先在于,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其次,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过程。     

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看落后地区的现代性构建

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苏北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乏现代性原则的规范，在精神性维度上表现为主体性意识缺乏，在制度性维度上表现为现代性还没有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渗透到社会运行的机理中去。因此，要加快像苏北这样的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必须积极进行现代性的构建：立足现实，强化主体性意识；加快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转型；破除城乡二元制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机制及其路径选择

农业现代化的驱动力主要是科技创新、高度组织和政府支持。通过分析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阐释了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更新理念、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的文化环境;城乡统筹,构建农业发展的制度框架;组织再造,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优化配置,提升要素资源产出效率。     

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道路选择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主要存在着两种价值取向,即以农村教育为中心的农本主义价值取向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与之相对的是农村教育中心化和农村教育边缘化的两条发展道路。较为典型的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教育现代化。不论是"农村教育中心化"道路还是"农村教育边缘化"道路,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弊端。我国农村的教育现代化应采取"和而不同"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就是既要公平地对待农村教育,用与城市教育相同的水准来要求与发展农村教育,以给农村教育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也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尊重农村教育的特性,使"农村教育"更像"农村教育"。     

近代农民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的标志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洋务运动。20世纪初年开始的十年新政中,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教育事业和仿行宪政热潮,这使近代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又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而这两次以清王朝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运动都与此前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密切相关。因此,近代农民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特质及发展“新”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新论断,是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新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超越”性质,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也蕴含现代化的“新”特质,与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共享的现代化、人民民主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民性、民主性、共享性、正义性与和平性,是有“根”、有“魂”、见“人”、见“物”的现代化。消除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碦琉斯之踵”,做好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大学问”,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