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中国近代学人日记视域下的学术流派

近代以降,社会巨变,为了解决古今问题、中西问题和学术转型之需要,产生了多种学术流派。湖湘学派与公羊学派之间及其内部因为观念和旨趣的不同而出现的门户之见,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桐城派在近代借湘乡派崛起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后在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文选派”“章门学派”等的冲击而逐渐式微。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以兰克史学重“语言学”和“档案”的路数来改造当时学术界的研究路向,深受欧洲史学的影响。傅斯年的史料观和治学方法成为史语所研究的范式,傅氏个人霸道的秉性和不徇私情的作风也深刻影响了史语所的风格。民国时期,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围绕经学存废进行论战,南北学派的论争在多个学术领域展开,但学派纷争影响了学术发展,呼吁南北学派的合作与团结成为时代的呼声。近代学人日记以记载的连续性和洞察隐微的笔触,按照当时情境将零散的片段叙述以历史剪影的形式保存下来,为我们还原和解读近代学术流派的旨趣与纷争提供了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影像”。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新学术的建构——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探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通过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以及书信、回忆录和史语所出版物等相关材料,可对该所前期(19281949年)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作一系统考察。史语所的创建和发展反映了现代学术企业成长的要求,其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既与傅斯年的领导有方密不可分,又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     

学界荐书

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本书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陆对他的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能弥补这一遗憾。此书将傅斯年(1895-1950)置放于1896到1950年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动荡的时代,在多种两难选择(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等)的尴尬困境中"一团矛盾"的存在样态。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傅斯年对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创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专门机构,积极策划并大力推进考古发掘的开展;而且随着考古实践的发展,他不断提升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提出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又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人材的培养作出重大贡献,在其奖掖下成长起来的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等,均成为考古名家。傅斯年领导史语所所取得的考古成就,不仅改写了中国学者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而且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论许地山先生与金应熙老师——读《金应熙史学论文集》

许地山先生是金应熙先生的师尊,金应熙先生的治学路子正是出于许地山先生的学术传承,金先生治比较宗教学,始终洋溢着许先生深深的学术影响;金应熙先生继承许地山先生研究宗教史的学术传统,首先表现在他是沿着许地山先生“比较宗教学”和“教义本体”的研究路子前行的;金应熙先生心仪许地山先生对道教的开创性研究,其表述与许先生的见解一脉相承;金先生对中国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世界性视野,也有在学术继续完成老师未竟之业的志向。     

荣格与保利:原子与原型的探索

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保利与著名心理分析学家荣格,曾有过一段特殊的学术合作与交往。荣格采用其心理分析的技术来与保利工作,在此帮助下保利走出个人的心理困境,发展了对无意识心理学的兴趣,并激发了他在原子物理学上的灵感。通过保利的梦,荣格阐释了无意识自发展开的过程、炼金术的象征意义以及原型意象的心理分析作用。两人合作完成了对于"共时性"的研究,启发了当今复杂性系统理论中对"涌现"的探索。     

陈垣与陈乐素父子的学术传承--读陈垣致陈乐素书信

陈垣、陈乐素父子两人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陈垣通过言传身教,影响了陈乐素的学术道路.这些影响主要反映在学术思想的传承、治学方法的传授和教书为人的教诲.     

把文化名人珍藏心中--在纪念马君武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马君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和爱国诗人,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名人。今天是他诞生１２０周年纪念日。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们来纪念他,有着重大的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中同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人会上的报告指出：要“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清楚地表明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是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君武先生的业绩以及他的革命精神就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革命家,他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     

新发现孙中山祭程璧光文及相关文电

孙中山在护国战争、护法运动期间,对为中国民主共和事业奋斗历尽艰辛并做出贡献、立下勋劳而先逝的盟友,尤其是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的同志都伤感万分、深情缅怀.除与盟友联衔发讣告、唁电外,他还撰写祭文,题书挽额、碑词,以至亲往吊祭恭读诔文.     

高本汉与贺登崧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路向

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高本汉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方面对汉语方言研究都有开创性,贺登崧的研究则主要是地理语言学,他们的方法可以互为补充。贺登崧所提倡的语言地理学注重语言事实的挖掘,展示与分析语言现象在地理上的分布;高本汉则创造性地将欧洲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全面运用到汉语研究中,较好地结合、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方法又反过来影响了一批中国的语言研究者,使他们在音韵学和方言学等领域产生了大量成果,这是贺登崧不能相比的。     

论陈云党建思想的基础性作用及其与邓小平党建理论的互补性

本文围绕着陈云党建理论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性作用及其与邓小平党建理论的互补性,从内容和体系上论证了陈云的党建思想对执政党建设理论在思想来源上表现出来的基础性作用。分析了邓小平党建理论和陈云党建思想不尽相同的风格和特征,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两人的思想理论在党建理论发展中的关系和作用。     

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成就

赵俪生先生学识渊博 ,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 ,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三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学术渊源、师业承受、个人经历铸就了他独具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他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和求实求真的执着追求 ,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研究

利益偿还请求权是票据法基于衡平观念而规定的一项特别请求权。有诸多问题需要辨正、澄清。文章通过对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的概念、性质、条件等问题的阐释,较为中肯地指出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存在的严重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     

论丘东平

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显示了新文学作家代际差异的形成,而丘东平就是最为出色的“新世代”作家.他的作品彻底超越了早期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模式,摆脱了左翼的“学生腔”和“小资味”.他给左翼文坛吹进了一股清劲而质朴的风气,又能以鲜活、真切、感性的文笔感染读者.他的创作为我们再思考左翼文学运动乃至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积极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