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批信局特色探源--以福建为例

近代批信局数量众多,规模不大,本文以福建为例,分析指出形成批信局这种特色的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批信局产生途径多样,门槛低、利润较高,因而从业者很多;同时经营风险高,诸如抢劫、勒索以及经营者自身素质等都限制了批信局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批信局以乡谊认同等传统信用制度发展业务.     

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以福建为例

本文在对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背景梳理的基础上,以福建为例,深入剖析了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应当在保持中小企业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施品牌战略、完善公共服务平台等措施,不断提高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提供强大支撑。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公共生活空间的考察——以福建为例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许多英美传教士来到福建传播基督教,他们在写给差会的报告中和所撰写的著述中记录了福建民众公共生活空间的许多层面,试图将福建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省份介绍给当时对中国很陌生的西方读者,他们的文字是东西方文化在近代碰撞的史料记载。不仅如此,他们所开展的传教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者影响了福建民众的公共生活空间,促进了社会开化与福建现代化的进程。东西方公共生活空间的差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对建设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空间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

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近代都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显示,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社会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生长培植了土壤,充实了内容,规定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综合性文娱中心又俨然是都市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是观察和形塑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窗口,是民众交游往来的拓展地和政治归属感的养成空间,进而成为城市声望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凭借,为从经济之城向文化之城的升华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华北稻作的兴衰与悖论——以山西为例(1949—2010)

华北地区有着悠久的稻作传统,但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其种植面积和产量一直很有限。1949年后,随着集体化体制的建立,在改造自然、增产粮食的战略下,华北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稻推广工作,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特别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华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急剧下降,达到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其中,山西是华北地区的典型代表。上述现象是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而梳理山西经验发现,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生态、技术、市场、社会、政治等多个层面问题互相作用的一个结果。     

近代天津城市兴起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经济关系为例(1860～1937)

在近代天津城市史及华北区域史研究中,天津城市与周边地区集市(镇)关系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作者以城乡经济关系为视角,通过对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间商品交流、工农业分工及人口迁移等初步考察,揭示了大城市兴起对区域市场整合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

作为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汉口中山公园的辟设,是市民生活与政府意志双重需要的结果.政府利用公园命名、空间部署、园内建筑、集会活动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和生活宣教;苦力、小贩、园商、青年男女、平民大众以公园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与展示自我的舞台;部队、学校、教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使公园体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公园促使民众暴露在陌生公众面前,获得生活与感知的公共性;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培养市民公共责任感.公园的辟设也呼唤市民公德心与公众认同的养成.惟其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使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生活变迁成为可能.     

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

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并没有因为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而销声匿迹,相反,在政府无力统辖该地区的前提下,福建沿海的民众生活反而呈现出奇异一幕:要么成为海盗,要么自发反抗海盗,依靠朝廷剿灭海盗是不现实的,民众身份的复杂性与清王朝的海疆政策息息相关。福建海盗问题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构建了一幅18世纪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真实图像。     

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发展空间关系研究——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城市是人口的主要承载体,人口的迁移流动对城市的发展会产生影响。城市发展空间对特定迁移人口具有汇聚作用,对人口的迁移方向具有指引作用,人口迁移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城市的空间。若两者配合失衡,则将互为制约因素。     

我国电信产业寡头垄断合谋研究——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两大集团《合作协议》为例

运用产业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两大集团<合作协议>为例,分别从六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双寡头合谋行为的危害和成因,提出了打破寡头合谋的路径选择:一是通过准入管制,强制垄断者提供已有网络的互联权;二是开展全业务经营;三是实行不对称管制;四是建立独立的电信规制机构,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五是倾听用户意见,保护消费者利益;六是倡导竞争合作,实现运营商的共赢.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理论分析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是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使用总资产报酬率衡量财务绩效,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利息保障倍数、工资福利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率、账面所得税税率和社会捐赠支出率等7个变量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影响测度模型。以安徽省70家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上述变量2013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正向关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的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研究——以茂名市岭咀社区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已步入"社区时代"。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是影响社区居民自治发展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制度、组织功能、公民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导致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异化,未能实现基层民主建设目标价值。本文在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通过对茂名市岭咀社区走访调查,对该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处理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农户意愿与国家意志:土改前后乡村互助合作的动态分析——以河南商水县为例(1949-1954)

土改改变了乡村农户合作互助的基本要素并使其受到了国家权威的强制性影响,直接影响了不同农户对互助合作的态度。从史实看,这种国家干预下的农户互助合作对土改后均质化的贫困小农的农业生产有一定帮助,尤其是在国家帮助下的互助合作对受灾农户渡过难关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互助组行政化之下行使的优抚、保障职能以及需要完成其他一些政府任务使其难以克服搭便车现象,从而无法化解集于一身的内在冲突与外在的稳定、秩序要求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合作也无法生成新的生产要素。     

集权与分权:变动中的历史经验——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从中央高度集权到逐步向地方分权的过程。在从集权向分权变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三条基本经验:其一,根据国内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调适;其二,在尊重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其三,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传统零售经济与网络零售经济 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域,以2012～2016年为研究时段,综合运用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方法对浙江省传统零售经济与网络零售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结合传统零售经济与网络零售经济人均指标将样本城市划分成4种类型,并提出各种类型城市发展的分类发展建议.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厦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创新方法(TRIZ)平台建设与运行机制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依托创新方法平台,聚集创新要素资源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TRIZ理论作为创新方法,其推广模式和实施策略已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在借鉴吸收其他行业和领域平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福建TRIZ理论推广应用的实际情况,从公共服务理念的角度出发,沿着创新方法推广应用的这一主线,设计福建省创新方法平台理论框架模型,阐述平台建设动机及其功能定位,探讨平台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及制度体系,提出福建省建设创新方法平台的对策建议,旨在为福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