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促进道德建设刍议

法治与道德建设同为社会有机体的两种主要调控手段 ,从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层面考察 ,二者在结构与功能上存在着相互耦合之处。基于此 ,法治可以促进道德建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集中于分析与剖解法治促进道德建设的范域、途径和效力。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当代中国法治与社会道德环境

当代中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环境系统由社会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社会主体行为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社会道德评价环境共同构成。道德认知只有外化为道德主体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统一的行为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则是由法权威的合道德性与合法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也同样是法权威的获得依据和保障。一定社会的法治总是对它的社会道德评价环境有着其固有的要求。就当代中国法治而言,这种要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道德的一致性、道德的先进性、道德追求目标与法治目标的同趋性。     

关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基本取向的思考

本文根据对中国传统道德和西方现代道德的现代适应性分析,提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需要弘扬中国优良传统道德,但从道德建设的基本取向看,更需要借鉴西方现代道德。     

论法治建设的道德基础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法治不是单纯依靠立法和自上而下的推行就可以发生效用的,道德的基础性作用不可忽视。法治和道德同为社会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法治的作用是外在的,不能及于人的内心;道德是内在的、观念层次上的,通过社会舆论和教育等来调整社会关系．当前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表明,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启动人们内心的道德资源,作为法治建设的基础,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原动力

如何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理论界对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动力有政府驱动型、社会推进型和政府社会互动型三种观点。事实上,只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原动力,其他因素只是次生动力,只是法治建设的条件。     

论当下中国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

文章从立法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当下中国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平等权与自由权的规范与保护是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体现;二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与恢复是道德建设的有力推进;三是对诚信原则的规定与倡导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信念支撑;四是对家庭、邻里伦理道德的维护与弘扬是道德建设的落脚点。从而构成对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问题的比较完整的认识。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道德情感与当代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建设,因为只有诉诸情感信念的道德,才是现实的道德。传统道德的理性主义特质导致了道德理想设计与道德实践的悖离,实现道德向自由情感的回归是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离也要求用道德情感来消解,塑造人己两利的现代人性;普遍伦理的呼唤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以基本道德情感为基础的精神共同体。     

道德建设的市场取向与社会取向

现阶段道德建设中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即市场取向与社会取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市场取向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它的伦理实质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道德建设的社会取向作为一种非市场取向,最主要内容是"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原则.两种取向在指导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要求通过整合实现两种取向的互补统一.     

试论道德对法律的支持

作为社会调控系统中的法律与道德 ,尽管各具不同特性 ,但二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的确立和实施都需要有道德的支持。笔者认为 :良法的价值基础源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性标准 ;道德的柔性、内生性、自律性的规范特性与法律的刚性、外生性、他律性的规范特性正好优势互补 ;系统论的基本观点给道德对法律的支持作了最好的诠释。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试论现代西方国家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经验

现代西方国家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主要表现为:政德建设是实施德治与法治的助推器;制度建设是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结合点,其中又特别注重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在实施中相互支撑;政治反贪治腐是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核心环节.     

试论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沿革

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经历了由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宣布告别人治的历史，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家国”已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     

近代中国契约法律制度刍论

清末法制变革使我国契约法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主要体现于民律草案之中 ;北洋政府时期所完成的第二次民律草案 ,从其内容上看 ,有关契约法的规定更为科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中对契约的规定较之前两部草案则有较大变动 ,主要体现在体例的变化以及注重社会公益等方面。考察近代中国契约法制的发展轨迹 ,对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政治道德资源的发掘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重视挖掘与借鉴中国古代政治道德资源:原始儒家倡导的"德于天下";古代政治道德资源中的"廉";古代政治道德注重"德法并重";古代政治道德中的"民本"思想。     

德与法关系模式的现代性思考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备受关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西方思想家都曾探讨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最终走向了"人治";而西方则走向了法治主义的道路,继而在现代出现逐渐融合趋势。因此,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德与法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农村法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扩大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并把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新农村的重点工作。鉴于此,本文旨在对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仍然存在农村法治主体,农民法治意识落后,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缺陷,健全农村法治机制,加强司法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现象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作出法律思考。     

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现代解读

人治、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差异取决于是否以宪政为基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难处境,德治以善良人性论为基础,法治以邪恶人性论为基础,而两者都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意义。     

论依法行政的外部制约因素

自 1 997年我国正式推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 ,大力实施依法行政以来 ,历经三四年来各级政府的努力 ,初显成效。然而 ,新世纪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的依法行政成为法治化的重点和焦点 ,它面临的诸多外部制约因素 ,成为政府自身和国内民众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之一。首先是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我国依法行政必须善于应对国际冲突和国际互动 (合作 )这样一种无可回避的国际关系局面 ;国际和平与国内稳定是制约一个国家依法行政的重要前提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