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为研究框架,分析了“民工荒”发生的原因,解释了农民工无限供给与“民工荒”之间的理论困境,阐明了农民工无限供给模型在一定的前题条件下,仍然是描述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模型,并根据研究的结果,提出了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思路。     

"民工荒"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针对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本文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出发,深入分析增加农民工工资的必要性和意义,提出必须确立劳动力产权理论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民工荒”荒的是什么？

自进入2004年后,“民工荒”一词在全国许多地方先后出现。经过对珠江、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劳动力输出大省的调查,相当一部分企业出现了用工短缺问题,有的棉纺企业因为招不到工人而不得不闲置纱锭。在山东,至少有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该省的企业却遇到了用工短缺问题,安徽、四川等劳动力输出地方的企业、娱乐场所更是连连叹息。这就是目前比较普遍的“民工荒”现象。     

本是同根生:透视"民工潮"与"民工荒"

“民工潮”和“民工荒”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这两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允许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被消除但某些功能正在弱化。农民工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消除,以及与此相联系,只要农民工还没有被转化为市民,“民工潮”与“民工荒”将长期存在下去。有农民工就必然有“民工湖”与“民工荒”。     

农民进城就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对策--关于湖南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近几年来,湖南农民工总体规模和输出领域逐步扩大,但是问题也相当突出。农民工问题集中表现为十大矛盾。解决农民工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以及用工单位的系统工程,有赖于各个方面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各尽所能,协同行动。     

刘易斯拐点对甘肃地区“民工荒”现象的验证分析

近年甘肃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通过对二元经济模型和刘易斯拐点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确定拐点的判断标准,即劳动力转移引起农业部门制度工资上涨,进而引起工业部门实际工资上涨。结合甘肃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不能认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解决＂民工荒＂的对策应该是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加大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科技文化素质;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状与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必然产物,具有很强的边缘性,这给城市和乡村的管理带了新的难题,与此同时,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只有通过输出地政府、输入地政府及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才能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使其与市民一道为城市的发展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广东新生代民工荒的根源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阶层。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问题,是一个现实迫切的社会问题。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剖析了广东省新生代民工荒的现状与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     

机会成本与民工潮、民工荒的调控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民工作为一支重要的劳动力大军,已经肩负起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任,伴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前些年的“民工潮”和近几年的“民工荒”都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当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进入产业工人行列形成“民工潮”,应适当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进而对民工潮进行“削峰”;当农民工“用脚投票”,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形成“民工荒”时,应综合运用各种措施降低其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     

“民工荒”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的终结

［摘要］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民工潮”在中国持续了20多年,造就了中国低成本劳动力时代,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然而,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中国近年来却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短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真的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本文通过对“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的分析,认为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才是引发“民工荒”的真正原因,而“民工荒”将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节点,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行将结束。     

“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

“民工潮”和“民工荒”都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现象。为研究非均衡现象的产生原因,通过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的修改,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工流动模型,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农业部门人口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部门消费价格指数、加入WTO、农村新增劳动力高峰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一种价格波动情况下的“非均衡”民工流动。     

印度对农村流动劳动力权益的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的功能为分析视角,从国家立法,政府政策,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等几个方面分析印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权益的保护及救助。从而试图为解决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权益保护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优化与我国资源配置改善

运用随机系数模型测度了 2003—2017 年中国省级的资源错配指数,利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实 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 研究发现,地区生产总值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过度的资本,但 劳动力配置不足;地区生产总值较低的地区拥有过量的劳动力,但资本配置不足。 环境规制与劳动力和 资本错配指数都呈现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改善地区资源配置过度的局面,但是随着环境规制 的持续加强,资源会从配置过度转向配置不足。 同时,劳动力错配指数受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远大于资 本错配指数。 在一定水平内,环境规制会倒逼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善劳动力和资本的 配置水平。 本文的启示:环境规制强度应因地制宜,避免经济低效率。 政府应该引导资本流向欠发达的 地区,缓解较发达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财政收支对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研究

目前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约为1.2亿,还有1.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从国家财政收支角度研究其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利用1995年至2006年全国农民工就业与国家财政收支数据,采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独考虑财政收入(支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时,国家财政收入(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工就业人数增加约2 000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联合对农民工就业人数有显著影响,保持适当国家财政赤字运行有助于扩大农民工就业。到2015年,我国可基本解决近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后果研究——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是中国现存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以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内容,并对多次流动的后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家乡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外出前拥有的技能,非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东北三省的农民工。从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后果来看,经过流动,职业声望上升非常小;从收入变动来看,流动多次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上升,但多次流动却能使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农民工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选择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多次流动也带来农民工对技能的积累。     

基于住房保障面不断扩大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城市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存在着农民工生活居住条件差,居住条件改善缓慢,也没有把低收入农民工住房全部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制度,把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纳入住房保障的范围,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     

中国出口贸易对农民工收入与农民工数量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其中农民工的收入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农民工已突破2.6亿人,并且中国也是一个出口大国。采用协整模型对出口贸易与农民工的收入和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农民工收入和农民工数量同时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并且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农民工的收入有提升的作用。     

基于ROS的移动机器人控制系统

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混合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劳动力返乡对农业产出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返乡提升了农业土地产出率,但对农业劳动产出率没有显著影响;劳动力返乡降低了农业内部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的土地和劳动产出率,且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劳动力返乡通过土地流转和家庭劳动分工的两条要素重新配置的中介途径间接影响农业土地和劳动产生率,但借助农业资本配置影响农业产出率的路径不显著。当下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不利于传统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劳动力返乡再就业亟需引导。     

拖欠民工工资的症结是什么

近年来,拖欠民工工资报酬现象十分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加大执法力度,劳动行政部门充分发挥执法监督职能,对拖欠民工的用人单位依法予以制裁;同时,应当理顺现有的立法,清理模糊的规定,为民工获得工资报酬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研究

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为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所确立。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具有提升诉讼效率、促进案件合理分流、尊重审判独立等多方面的价值。但现有的制度设置也存在程序规则混乱、适用范围模糊,以及缺乏效力保障等诸多缺漏,需要从完善程序性规制、厘清适用范围以及建立效力保障机制等方面来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