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八旗

八旗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入关前,它实行兵民合一,即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对推动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化各族人民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入关以后,八旗官兵又被派往各地驻防,成为单纯的职业军人,他们为巩固边疆、抗击外来侵略、促进民族间的大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清朝由盛及衰的转变,八旗官兵骄奢淫逸的弱点充分显现出来。最后,八旗制度在清朝的消亡中走向解体。     

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来自叶尼塞河上游,是从特斯河和厄勒得河流域起程迁往黑龙江的。他们原为准噶尔属民,随厄鲁特诸部台吉归附后,清廷恐其日久滋事才决定迁往黑龙江。其东迁共分两批,第一批是在雍正十一年,第二批是在乾隆二十二年,都经北路,并未行经南路。东迁后第一批被编入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驻防八旗,披甲为兵,享有旗人身份和待遇;第二批被赏给布特哈、呼伦贝尔八旗官兵为奴役使,身份低下。     

从清中期的旗人发遣看清政府对旗人的司法管理

清政府对旗人的司法惩处经过了由免发遣到发遣的变化过程.从清中期起,被发遣之旗人逐渐增多.本文通过对清中期旗人发遣的案例分析,考察其发遣之罪由,说明清中期统治者对旗人的司法管理是清政府加强八旗内部治理的表现,也是为维护帝国统治作出的调适.     

从旗人编查保甲看清王朝“旗民分治”政策的变化

保甲是清代地方州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充当清王朝统治人民的耳目和工具。旗人保甲也不例外。 但是还应看到,在清代初期,保甲制度作为中原内地传统的统治方法,曾限行于汉族住区,旗人“俱隶八旗”“别有所辖”,地方有司不得过问,享有特殊待遇。因此,旗人从不编保甲到编查保甲,又标志着八旗制度的某种变化,意味着清初以来“旗民分治”状况的改变。     

满族民歌:民族文化的别样传承

满族民间文学极具特色,它直接反映了满族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理想。在清代,满族民歌小调盛极一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在东北地区和京畿一带广为流传外,还随着八旗驻防流传到全国各地。有的与当地民歌相融合,有的仍保持原来的曲名和民族特色。歌词初为满语,后渐用汉语,有些民歌保留了满语衬词,还有的歌词为满汉合壁——满族民歌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民歌中占有一定地位,反映了满族人民剽悍骁勇、精于骑射的民族传统和惩恶扬善、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展现了白山黑水的地理、气候风貌,充满浓郁的…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八旗通志·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雍正朝佐领改革之一

清朝是满洲民族建立的政权,八旗制度是其存在的基础。八旗制度是统辖以满洲人为核心的旗人行政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入关以后直到雍正朝,八旗制度除了行政、军事性质外,还保留入关前后全国那种浓厚的部族式、封建式统辖组织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佐领。佐领不完全隶属于皇权之下,对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来说,皇帝是统领镶黄、正黄、     

清代珲春赫哲族考略

随着清代八旗制度的全面实施,大批赫哲人被编入八旗,成为披甲旗丁。出于强化清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清政府相继把赫哲旗丁由三江流域迁往北京、盛京、齐齐哈尔、黑河、珲春等地驻防,致使清代赫哲人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了三江流域。康熙五十三年,赫哲人以旗丁身份首次迁入珲春。乾隆至同治年间,又有一定数量的赫哲人迁入该地。到清末,珲春赫哲人已达1682人,成为当地少数民族之一。     

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

有清一代,在祖国东北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了布特哈八旗进行管理,实行这种制度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时间、实行八旗军政制度的原因、布特哈八旗的特点及其对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清代八旗蒙古官学

八旗蒙古人是指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编入八旗蒙古内的蒙古人及其后裔。与游牧蒙古人不同,在清代他们的教育是颇受重视的。接受教育是八旗蒙古人参加科举、进而为官从政的基础,是构成八旗蒙古人全部历史活动的极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八旗蒙古人的教育史是与清王朝的兴衰史相始终的。清代,八旗蒙古人生活地区分布极广,除京师外,分散在全国各主要的战略要地。由于各地驻防情况不同,其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也各有特点。这些因     

论八旗意识及产生条件

八旗是与八旗制度相伴而生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社会群体,有着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八旗独特的管理方式,以及他们在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一致和社会生活的相近与相同,使八旗成为与"民人"有显著差别的社会群体。这种差别不仅使八旗能够独立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而且能够产生不同于"民人"的思想意识,即"八旗意识"。这个超越民族范畴而存在的社会集团,蕴涵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也许不无启示。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清代“三姓”形成说新探

文章旨在考证三姓名称的真实来源,对于地方志并根据志书资料由诸多专家、学者得出的三姓形成诸说提出质疑。文章认为三姓是在康熙朝赫哲族旗籍化过程中,旗文化与赫哲族民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说,八旗制度中的上三旗是三姓即前三姓出现的决定性因素,赫哲豪族姓氏处于辅助地位。三姓形成与赫哲诸姓豪族早来、后入此地无关。     

藏北达木蒙古再探

清朝初年,固始汗征服卫藏以后,留驻一部分蒙古兵驻扎杜北腾格里湖畔的达木草原。这支蒙古兵逐渐成为驻藏军队的主力,是护卫西藏政治中心的武装力量,并被清廷编组为达木蒙古八旗。到清末,达木蒙古逐渐藏化。     

自我、他者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认同

琴江满族是清雍正七年清廷所建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官兵的后裔。据其家谱和墓碑的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早年加入八旗的汉军旗人。1979年,琴江人集体要求将民族成份由汉族改为满族,同年建立了琴江满族村。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并分析了汉军旗人的认同意识以及隐藏在认同意识背后的历史传说和文化渊源,并通过分析认同过程中自我、他者、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现代国家背景下少数民族认同的动态特征。     

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

在喇叭沟门满族乡及其附近地区,主要的满族成员均系随清朝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旗分的彭姓汉人。本文以对这一地区的几次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清代官私文献与口述资料,稽考他们真实的来源与家世,探讨这样一个汉人群体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保持着认同于满族的心态,从而加深对八旗内汉军旗人身份认同复杂性的认识。调查发现,当地“满族文化”的“建构”有种种与史实难以契合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对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足以促使学者对民族史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     

关于民族地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几点思考

民俗具有地域性差异、观赏性别具一格、可参与性强、资源的非替代性等特点,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创汇增收的重要渠道以及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民俗旅游的开发可以保护民族文化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同时,民族地区开发民俗旅游资源应注意处理好相关的问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dentity: hybridising the local and the nationa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nging contour of Hong Kong's cultural identity. This is an empirical longitudinal study which conceptualises Hong Kong identity as the cultural affect of the local from the national — a spatial distance between ‘us’ and ‘others’. While the citizenship of Hong Kong is a closed issue after China resumed Hong Kong's sovereignty in 1997,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open to negotiation. The transition marked the apex of the identification. After 1997, however, Hong Kong people might not have the strong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 as appeared during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high intensity of media coverage of the re‐nationalisation. Yet, what is evident is that Hong Kong people no longer strongly oppos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ore importantly, people started to face the reality of appropriating a new dual Hong Kong‐China identity, and hence there is a clear trend of increasing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two are more likely perceived to be aligned. Hong Kong people manifested an identity whi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hybridised between the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