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的河北人口初探

元朝是中国封建大统一的时代.蒙古贵族于公元1234年灭亡金朝,统一了北方,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金朝末年,由于接连不断地战争破坏,北方地区人口锐减,元太宗七年(1235年)初次“下诏籍民”,结果“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873,781,口4,754,975”.与金朝明昌六年(1196年)的户口极盛时期相比,户数减少87.9%,人数减少了90.2%.公元1235年,是金朝灭亡的第二年,尚处于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统计的户口,肯定     

元代中期的党争及其危害

元朝自1271年建立到1368年灭亡,存在九十七年。元朝九十七年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 本文试图对元代中期的党争及其危害做一初步论述,错误之处,敬请同志们教正。     

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传入及消亡原因初探

也里可温，是元朝对传入中国基督教的一种称呼。本文从基督教在蒙元帝国时期的传入，剖析基督教景教与天主教两个不同派别，先后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再次传入、发展与销声匿迹的历程，探讨基督教为什么会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亡，以及在中国难以立足的原因。     

金末行省考述

金朝后期所置行尚书省，为自元朝以来迄今所实行的省制之发端。行省最初设置，乃缘于河防。自章宗明昌五年以迄至宁，行省设置渐多。设置的原因，多出于边警。大部分行省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节制诸军，指挥军事，并统管所辖地区的行政事务，安抚百姓，征发赋役，选授官吏等。随着行省地方化倾向的加深，行省必将会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军政机构，只是因为金朝旋即灭亡，这个过程才被打断。然行省的做法终被元朝所继承发展，形成为行省制度。     

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传播组织史值得研究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从贞观九年(635年)至会昌五年(846年),有天主教聂斯多力派叙利亚人阿罗本、景净等传教士从波斯先后来到长安,在二百一十年间先后建立教堂百余座。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3年),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会士孟高维诺以教皇特使的名义由罗马来京传教,先后于大德二年(1298年)、大德九年(1305年)、延祐五年(1318年)在北京建立教堂三座,传教范围扩展到泉州、杭州、杨州等地。元朝灭亡,教会活动随之中断。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人数日渐增多。又私入中国内地传教者不少,这是殖民主义者侵略活动的一种形式。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资本主义列强大炮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8年清政府与     

辽、金时期渤海遗民高氏家族考述

渤海高氏家族是渤海国右姓高氏的后裔,渤海国灭亡后,该家族便进入辽统治区,以高模翰家族为代表的渤海高氏家族就此兴起,及至金代,高氏家族分为辽阳高氏、辰州高氏与澄州高氏三大地区。在每一地区中出现了不同的家族和杰出代表,随着金朝的灭亡,渤海高氏家族后裔又进入元朝统治区,为元朝的统治服务。     

朱元璋的反腐败思想及其法律实践

明朝初期,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反腐败的斗争,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给予了无情的打击和彻底的清理。史载:“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明史·刑法志》)。朱元璋的反腐败思想及其法律实践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完善法律制度,堵塞贪污腐败的漏洞朱元璋接受元朝灭亡的深刻教训,认为元朝末年“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致使法     

《圣武亲征录》考

日本小林高四郎教授所撰《元朝秘史研究》(1954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一书,是有关《元朝秘史》文献学研究的名著。全书除《引论》所述为《元朝秘史》研究小史外,共分十一章;其中对于《秘史》成书年代、版本源流,及其与《圣武亲征录》、实录、国史、脱必赤颜、金册的关系,中期蒙古语诸问题等等,均育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为治《秘史》所必当参考之书。这里摘译的是该书第四章。     

略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

皇太极在位近二十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这不仅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论述这点之前,先对蒙、汉八旗的建立过程作一简略叙述。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鞑靼两部。到明后期,更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称卫拉特四部。漠北蒙古又称外喀尔喀三部。漠南蒙古则以元朝嫡裔察哈尔蒙古最强盛,其余鄂尔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诸部皆受其控制。科尔沁、喀尔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战役失败之后,开始与努尔哈齐建立联系,而察哈尔林丹汗则给终坚持与明朝的结盟。     

元传国玺传承始末

国玺是皇权的象征。元传国玺在北元诸帝中传承,至1634年,林丹汗败亡。1635年,额哲洪台吉献“制诰之宝”于皇太极,象征北元之灭亡。1388年,也速迭儿从脱古思帖木儿手中夺得元传国玺,并非表明北元实际灭亡。文章以具体国玺传承史论证了北元灭亡年代。     

试论明初立法特点

明太祖朱元璋是“崛起布衣”而“奄奠海宇”,①他出身贫农,做过和尚,后由农民起义军领袖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皇帝。在君临天下后,他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总结了历代封建统治经验,因而十分重视法制的建设,“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②上面所说的“律令”是指《大明     

朱元璋大一统的最后一战

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对原元朝纳哈出的征降，是他完成大一统的最后一战，其意义是加速了北元的灭亡，奠定了明朝对东北的统治，使全国得到了统一，消灭了北无赖以复辟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北方边防。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元代常平义仓研究

常平仓和义仓是元代主要的备荒仓储,曾对元代备灾救荒事业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总体态势而言,元代常平义仓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呈屡兴屡废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元朝吏治的败坏以及仓储本身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着弊端。诸如常平义仓之类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废弛,与元朝的灭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元朝钱史的研究》简介

《元朝钱史的研究》的作者是远藤龟松。作者花费了四年时间,先后在中国、印尼等国进行考察,通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分析整理而编写成书。本书原文曾在日本《宝库》杂志上连续十三次刊载发表,于1981年出版了单行本。(文童堂印刷有限会社出版) 全书约二十余万字,共分六章十六节,系统地介绍了元朝时期的交钞(钞票)、银     

蒙古史研究概述

前言这里所说的蒙古史,指蒙古帝国史以及从元朝崩溃以后直至清末的蒙古族史。关于元朝史,当另文介绍。13世纪初,在成吉思汗率领下,蒙古族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帝国。此后,这一帝国虽然继续扩大,但是到了世祖忽必烈时,钦察、察合台、伊利三汗国及其宗主国元朝分裂为四汗国,于是,大蒙古帝国时代便终结了。这个大帝国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帝国为什么是单一国家?这个帝国又是如何分裂的?分立诸国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这些就是蒙古时代前期的研究课题。     

元末明初蒙维关系变化及其对撒里畏兀儿的影响

十四世纪,随着元朝的灭亡和明廷的兴起,今新疆各地打破了蒙古人统治畏兀儿(今作维吾尔)的局面,元代中叶以来出现的各封建割据“地面”之间的力量在重新组合,蒙维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了撒里畏兀儿的东迁,促使一部分蒙古人和畏兀儿人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裕固族。研究元末明初蒙维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两都巡幸之行期与元朝诸帝

元朝诸帝在两都巡幸的行期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以行期一百五十天为分界线，可元朝诸帝划分为两组。根据两组对象在文化倾向、生活背景等方面的表现，分别将之称为汉地式君主与草原式君主。汉地式君主因高度汉化、久居汉地、不习军事等原因而对上都的风俗文化、气候存在不适应，故缩短巡幸的行期；而草原式君主则因固守草原文化、久居草原、军事经历丰富等原因而对上都的风俗文化、气候颇为宾至如归之感，故延长巡幸的行期。可见文化差异与草原气候的适应程度是影响巡幸行期的主要因素。     

高丽忠烈王与元朝的联姻

高丽忠烈王于高丽元宗十五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以贵为元朝驸马的身份,频繁来往于元朝与高丽之间,不仅提高了其本身的地位,在政治上为高丽赢得了尽可能多的好处,而且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为双方和平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