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顿挫与钟嵘《诗品》

＂沉郁顿挫＂是＂杜诗学＂论及率颇高的一个词汇。沉郁顿挫是《诗》、《骚》之传统。钟嵘《诗品》充分体现出沉郁顿挫的论诗之旨，而杜甫不论是诗论还是诗作，于沉郁顿挫都情有独系，因此，研究杜诗不能不考虑《诗品》和杜甫诗学在这一诗歌美学境界上的密切关联。     

此“报”非彼“报”──对《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注四的考辨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所收的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５日陈独秀致胡适信，其中关于＂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一语中的＂报＂字，注释为《努力周报》和流产的《努力半月刊》或《努力月报》。三十年来人们对此深信无疑。但这条注释是错误的。此＂报＂应为未能复活的《新中国》及流产的《读书杂志》。此条注释应该重写，以免以讹传讹。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从心发现新加坡

＂对大多数人来说，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心，购物天堂、花园城市……＂这是今年新加坡旅游局首部微电影《从心发现爱》里林依晨回忆浪漫爱情的开头。     

《文笔式》体势论与创作论原典考

日本现存《文镜秘府论》古抄本地卷《八阶》、《六志》二篇都有＂文笔式＂或＂文笔式略同＂和＂笔札略同＂字样,说明这二篇为《文笔式》和《笔札华梁》共有内容。《八阶》和《六志》二篇的＂释曰＂部分也应该典出《文笔式》,而非空海自注。《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定位》二篇是声病论者,好用＂得者＂、＂失者＂,还有其他一些和《文笔式》有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内容,这二篇也应该是典出《文笔式》。     

司马迁《春秋》文、指之论发微

司马迁《春秋》文、指之论发微李贤臣《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句深中《春秋》书法原则和特征的论断，而历代注释家均谬解其意，这就是：《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刘宋裴《集解》云：＂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数＂，字误也。＇谓：太史公此...     

“法”、“神”之论与钟嵘《诗品》

钟嵘和杜甫都重视诗之＂法＂与＂神＂。二人诗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但比之于《诗品》，杜甫的＂法＂、＂神＂之论则有着巨大的超越。杜甫诗论更多地体现出海涵宇宙的深广思想和对各种体式的欣赏与宽容。在诗之神化境界的创造观上，杜甫诗论也同样体现出与钟嵘的《诗品》的关联。飞动是杜甫所谓神化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杜甫对钟嵘主张清虚自然，富于生气的诗学思想的承接与张扬。     

论《淮南子》之“游”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承袭于《庄子》,但其思想旨趣已有所变化,凸显出贵族化的政治追求与生命理想。＂真人＂等是《淮南子》之＂游＂的理想的生命主体,表现出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倾向,这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思想的扬弃。《淮南子》之＂游＂具有浓厚的神仙化意味,比《庄子》更能彰显出道家的生命信仰。     

论《源氏物语》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创新——以《竹取物语》为中心

《源氏物语》＂赛画卷＂明确指出《竹取物语》是＂物语之鼻祖＂,这是极不寻常之事,事实上,如果没有《竹取物语》,恐怕就不会有《源氏物语》。可以说,它是深深地渗透到《源氏物语》的文本中,是《源氏物语》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之一。     

简论《左传》的“一统”思想

《左传》的＂一统＂思想是先秦早期＂天下一家＂观念的延续与反映。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作者对＂一统＂核心的认识上。虽然拥有王权的周天子和施行霸政的诸侯在当时都无力担当这一核心,但与这一核心有关的＂德＂与＂礼＂等因素在《左传》中得到了强调,表明了作者对理想政治核心的勾勒与向往。《左传》这种对伦理因素与政权相结合的体认,不仅体现了天命人事化的进步,而且诠释了一种新型的＂一统＂政治观。     

为了更美好的人生──谈鲁彦周两部中篇小说

本文将鲁彦周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综合分析了第三阶段即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品。文章对＂生存系列＂的六个短篇，对中篇《逆火》、长篇《阴阳关的阴阳梦》等作品中蕴含着的悲剧意味作了揭示，重点剖析了《乱伦》和《孽缘》这两部中篇小说的悲剧意义和作者创作观的演变成熟。     

看"合和"思想与尧文化——以晋南陶寺考古发现为引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合和＂文化这一概念,是对儒家思想中＂仁＂、＂和＂之道的总括,而溯其源则又可上追到传说时代的唐尧时期。传世经典如《论语》、《史记》、《尚书》、《礼记》等都有关于帝尧与其＂合＂、＂和＂思想的记载。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更为史料记载提供了科学依据。尧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研究和开发尧文化对探究＂合和＂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和开发旅游资源上价值可观。     

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实效性是一个矛盾体系的辩证发展过程。围绕＂以就业为导向＂这一中心目标,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教学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中,把《职业指导》这个＂实际＂有机地结合进来,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课堂实践教学＂,切实地提高＂学以致用＂环节的教学力度,是提高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

本文从鲁迅的＂立人＂思想这一角度,阐述《补天》（《不周山》）的思想内蕴,指出《补天》张扬＂新的生命＂意识、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是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与《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作品形成了思想上、艺术上的互补。因此,《补天》是鲁迅早期的主要作品之一。     

“兴”为“取譬引类”说——兼论风、雅诗篇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

《诗》中相同或类似的＂兴辞＂常常在不同的诗篇中反复出现,用以造成相同或类似的表现效果。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表示节候的兴辞出现于三首不同的诗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出现在两首诗中。大体类似的如＂××于飞＂＂、采采××＂等,出现频率多至十数次。比较有趣的是这些兴辞亦多见于《夏小正》《月令》或《易》卦爻辞中,这表明＂兴＂本不专属于《诗经》,也自有其古老的源渊。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考察,《诗三百》中的兴,常常表现为对古有现成的＂兴辞＂的引用,这一现象在风、雅诗篇中非常普遍。这不仅暗示着《诗经》诗作成型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演变历程,而且也说明风、雅诗篇在形式的选择和诗材的捕捉方面所采取的＂诵古＂与＂造篇＂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严肃”的“诚实”——罗蒂、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差异视角

在《托洛斯基与野兰花》中,对哲学的＂使命＂或＂任务＂这一问题罗蒂无法作出回答。在《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提出为自由而牺牲道德是一个合理的代价。论题从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展开,然后从施米特的视角思考,通过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阅读来理解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突显道德的＂严肃性＂。最后,重新提出＂为什么要哲学＂这一问题,对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提出质疑,对罗马人施米特保持警惕。     

从心理与文化的辨证关系看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

心理与文化的辨证性发展反应了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以此为理论视角来分析王阳明对于《大学》的诠释时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哲学与《大学》所共有的特点是内重于外,两者都力图寻找支撑外在文化形式的内在心理基础,因而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较为契合《大学》的本意,因而深化了《大学》的内涵。这一点集中表现为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解释《大学》,将《大学》的＂三纲领＂和＂诚意＂＂致知＂＂格物＂等概念作为＂致良知＂的内涵包含于其中。     

《诗》之桑

《诗经》中的＂桑＂具有多种意象,它所蕴含的比喻意义内容非常丰富。对《诗经》所有包含有＂桑＂这一意象的诗篇,即情爱诗和讽喻诗中＂桑＂的具体意象进行分析,认为＂桑文化＂不仅与女性化人文意象有关,还具有它独特的文学意义。《诗经》中这么多与桑有关的诗篇,表明＂桑文化＂是商周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周易》“涣”卦新解

根据《周易.乾卦》对＂元、亨、利、贞＂的阐述,从＂礼＂的维度来对＂亨＂加以重新解读,并将之贯彻到对《周易》＂涣＂卦的重新认识上,得出《周易》＂涣＂卦的内在基本含义为＂礼＂;《说文解字》对＂涣＂的解读,打通了＂涣＂、＂亨＂、＂礼＂三者之间的内在含义的一致性。这不仅突出了＂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大指导意义,还为重新解读《周易》提供了契机;既有助于深入发掘其中的理论资源,也为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消除忧患和防治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立德与立功——孔子与希罗多德对历史人物评价之比较

孔子的《春秋》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分别是中西方史学的两部伟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春秋》以＂立德＂为先,而《历史》以＂立功＂为先。这种差异的形成不是因为孔子和希罗多德的个人差异造成的,而是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是深受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