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边界与金融过度化发展——基于金融结构内生的视角

在金融结构内生的视角下,通过构建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金融边界与金融过度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全球217个经济体近5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各经济体金融发展的结构演化效应以及金融边界的存在性。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边界效应,并受到金融中介资本占比的影响。特别地,当金融中介资本占比较高时,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会表现出过度化发展的态势。由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中介资本占比进行适当干预。     

金融漏损效应与中国转型经济增长

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金融漏损的"反哺"效应是推动金融抑制政策下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我国国有部门金融漏损存在的客观性导致出现金融漏损的"反哺"效应,其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有利于居民收入提高与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的资金供应,然而这种"反哺"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效应远大于外部经济效应.减少金融漏损,一要加强对国有部门的金融监管与约束,二要拓宽非国有经济融资渠道,放松金融抑制.     

金融中介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基于储蓄动员和投资生产率视角的实证

中国金融中介发展有三方面特征:个人储蓄动员;贷款扩张;国内贷款取代国家预算,成为投资资金外部来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多研究表明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文献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从储蓄动员和投资生产率双重视角,实证考察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理论上中国金融中介发展通过储蓄动员和提高投资生产率两个途径驱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实证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论断的确定性.但中国金融中介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而非过度发展状态,并且金融改革始终滞后于经济改革.要提高对金融危机的免疫力,实现工业化,完成由"猴"到人的质变,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使金融中介有更大的发展,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测度了2011-2020年农业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及其细分维度正向影响农业TFP;且农业资本深化在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农业TFP提升中起中介作用;与农业技术效率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农业TFP提升”的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带动效应及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在大规模种植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对小规模种植地区及东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则较弱。     

金融与经济增长: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术

金融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话题.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嵌入增长,或者在一般均衡中嵌入货币以及不确定性,都将引起复杂的反应,这些反应有可能包括商业周期和通货膨胀.很不幸的是,金融中介与增长的问题和这些都密不可分.另外,它还与收入分配有关.循着熊彼特主义者和发展经济学对增长的不同理解,本文从金融中介的微观机制出发,结合至宏观来理解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证上的进展,并同时指出了理论可能发展的方向.     

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分区数据的实证研究

很多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结论。本文以1979—2004年各省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探讨中国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微弱相关性,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是负相关。结果还表明经济繁荣地区的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比经济发展地区、经济落后地区要强．文章对此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采用1997年—2004年的经验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分析了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与以证券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作用。在增长效应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初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稳定性的影响效应与传导路径分析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加剧,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以200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金融化与股市稳定性实证模型,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降低了股市的稳定性,考虑宏观政策、内外约束机制的调节效应,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的不稳定性效应,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公司治理则弱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的不稳定性效应.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企业透明度、财务基本面趋同性影响股市稳定性.为了提高股市稳定性,应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机行为的甄别与管控;严禁企业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楼市;缩小金融、房地产投资与实业投资的利润差;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建立良好的内外部约束机制.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一体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集聚现象日趋显著,我国已经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地理集中空间。集聚效应成为吸引经济行为与金融活动的向心力。为了研究金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强度关系,通过空间关联度Moran’s分析金融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定量衡量两者的影响机制、金融集聚空间差异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经济发展与溢出效应之间的协同关系;同时论证了金融的深化将随着产业规模达到最优后持续扩张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资金缺口扩大速度超过募集资金速度;金融集聚引起溢出效应刺激了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以扩散的趋势带动着邻近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金融中介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机制,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间内含着一种互动机制,一方面,金融中介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优化金融市场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分散风险等方面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的聚集,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不断集聚,使市场规模得以扩大,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对我国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金融化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出,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存款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会通过存款竞争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影响.存款竞争分为存款规模竞争与付息成本竞争两种.采用2007—2018年我国106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互联网金融→存款规模/付息成本→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内在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通过挤压存款规模、抬高付息成...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研究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形式和演变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非线性影响。本文利用超效率SBM方法测算了包含环境因素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了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将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作为中间渠道,探究互联网快速普及下社会资本影响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两种中介渠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并在互联网的调节影响下该渠道机制发生变化。     

金融与经济增长: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

金融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话题。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嵌入增长,或者在一般均衡中嵌入货币以及不确定性,都将引起复杂的反应,这些反应有可能包括商业周期和通货膨胀。很不幸的是,金融中介与增长的问题和这些都密不可分。另外,它还与收入分配有关。循着熊彼特主义者和发展经济学对增长的不同理解,本文从金融中介的微观机制出发,结合至宏观来理解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证上的进展,并同时指出了理论可能发展的方向。     

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利用1997—200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我国转型时期31个省区市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考虑政府行为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但引入政府行为后,两者变成了负相关关系。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会带来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粗放式的,会挤出民间资源,从而阻碍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政府应该进一步促进市场化,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来获得正的增长效应。     

绿色金融、社会责任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

践行内含绿色金融宗旨的赤道原则,是国有商业银行将社会责任与自己的核心业务及竞争优势统一起来的理性行为。国有商业银行需进一步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中拓展绿色金融内涵,内在化相关政策和规则,将绿色金融置于影响银行控制权流动和经营决策的特殊地位,积极参与碳金融运行,并首先实现自身业务运行的"绿色化",同步提升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金融化——异质性特征与政府激励结构破解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政府部门实现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文章基于上市企业2008—2020年数据,研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等问题。结果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显著驱动企业金融化行为,尤其是对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有明显助推作用,并由此降低了企业的经济绩效。特别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于不同属性企业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化影响。地方政府制度激励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较强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较大的政府干预经济强度、较低的政府运作效率情境中,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显著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但随着政府经济增长激励导向的转变,这种驱动企业金融化的趋势呈现出弱化特征。     

金融监管权实施机制研究

金融监管权是一种专业性政府公权力,只有与金融企业的自治行为及金融市场约束机制相互配合才能达成金融有效监管目的.金融监管权的有效实施应当建立在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公司自治、市场约束为辅助和保障的三方协同机制之上.政府的金融监管权真正落到实处,需将这种外在监督机制化为企业内在的公司自治行为和市场约束机制,形成一主两辅的协同效应,实现有效监管.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的实证检验:1979-2005

结合我国的统计数据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金融深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金融深化处于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而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深化,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     

数字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将包容性增长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个基本维度,设计了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检验这两种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287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总体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基本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而说明数字以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多样的金融服务和更出众的交易效率共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全国层面上,数字金融及其各维度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体效应与分配效应的方向相同,说明数字金融成为难得的以市场化方式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手段。最后,从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优化产品与服务、加强监管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甚微。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