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隆神话与伏羲神话比较研究

九隆神话与伏羲神话都属于龙神话,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关于龙的神话,不仅流传在汉族地区．也流传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地区的龙神话有各自的特点。九隆神话和伏羲神话分别流传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二者在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文化融合状态。该文试从类型分析和文化功能两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二者都属于感生型神话中的感龙而孕型神话,但在受孕的图腾机制和感生结果两点来看,又存在眷差异。在龙崇拜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过程中,在成为中华民族的总图腾和象征符号的过程中,九隆神话和伏羲神话各自起到了不同的重要的作用。     

论中国神话时代的基本划分——以盘古、女娲、伏羲三个神话时代为例所做的历史文化考察

我国神话时代以汉民族古典神话为典型 ,基本上可以分为单体神话与复合体神话两大类别。其中盘古、女娲、伏羲神话分别体现为单体神话中的三个基本时代 ,即盘古神话是我国第一个神话时代 ,标志着天地开辟、宇宙起源 ;女娲神话是第二个神话时代 ,标志着繁衍与世界再造 ;伏羲神话则是第三个神话时代 ,标志着文明初创。其后 ,炎帝与黄帝神话、帝喾颛顼神话、尧舜禹神话则进入复合体的阶段。作为最为古老的口传历史 ,远古神话曲折映现出我国社会初期发展阶段的进程 ,其文化史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神话与象征——以东巴神话为例

象征是神话艺术的基本特征,纳西族东巴神话的象征具有一定的体系性,按生殖崇拜加以组织的象征体系丰富完整.东巴神话中宇宙起源模式按性行为进行构拟,米利达吉海象征母胎,居那什罗神山象征男根,神龟象征女阴,含依巴达神树象征旺盛的繁殖力,竖眼意味兽性,横眼意味人性,白色始终与善、美、真、实、吉等联系在一起,黑色大都象征恶、丑、虚、假、厄.     

伏羲女娲神话、图像流变与所蕴含的农业文化现象

伏羲、女娲是中国远古神话中最早且具有浓厚“农神”色彩的两位创世大神。伏羲、女娲神话的原始形态初见于战国时期,成形于西汉。他们的图像产生于战国时期,定型于西汉,于东汉时期标准化,魏晋以后趋于人格化。在此流变过程中,以农神信仰盛衰为线索的农业文化现象贯穿其中。因此,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可以对早期农业与社会、政治、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互影响及相互作用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神话的结构与彝族生态文化

在对大自然的不断适应中,彝族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反映在信仰仪式、节庆礼俗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神话是彝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文经典《勒俄特依》记载的洪水漫天创世神话,以及以支格阿龙为代表的英雄故事等,构成彝族神话的主体。从对彝族神话结构的解读,可以了解彝区的自然风貌,彝人对于所居生境的认知,对于易发灾害的预测和减灾举措,天人和谐的生态伦理以及与人为善、团结互助的道德伦理等彝族传统生态文化要素。对于彝族生态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民族习惯法民间文本与原生态诗性文化——以西部神话史诗为例

口述神话史诗是早期习惯法的传承手段和文本载体,这些以诗歌表现的古代法,充满着苗族、土家族、藏族等先民创造、想象、虔诚的诗性智慧,这种崇高的诗性智慧品格对我们已经变得精明世故的现代人而言,将是永远值得自我现照的镜鉴.原生态是习惯法的外部形式特征,诗性智慧是习惯法的内部结构特征,而原生态诗性文化则是沟通神话史诗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桥梁,它们是“诗中有法、法中有诗”以及“水乳交融”的关系.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原生态和诗性的阐释与发掘将对我国立法实践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民间文化的再生产——以新密市伏羲文化为例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新密市“中国羲皇文化之乡”称号的获得,正是学者、民众、政府三者共同进行伏羲文化再生产的结果。民众利用民间的伏羲文化资源,以伏羲庙宇为中心,围绕伏羲信仰,生产出学者进行伏羲文化再生产所需的原料;学者通过对伏羲文化的传承者、承载物的调查研究,结合自身学识和话语优势,在民众的基础上,对伏羲文化开展进一步的再生产;政府通过对伏羲文化的认可、宣传,促进了伏羲文化的再生产。     

中越跨境民族神话叙事及其文化功能——以“竹生人”神话母题的衍化为例

在中越跨境民族的民间文化场域中,"竹生人"神话母题发生了衍化:"竹"作为"死而复生"所依托的神圣空间,与"瓮"、"棺"等构成了一个象征系统,呈现出由人类起源——英雄诞生——英雄死而复生的演变轨迹。由此,可以追溯越南民族文化中的骆越族群的文化渊源及其精神生长,还能观照当今中越跨境民族的生存与信仰。可见,骆越文化传统的神话叙事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创生的重要文化因素。     

草原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研究——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

三江源生态移民从游牧散居到城镇定居,其文化发生了骤然变迁,从而产生了文化震荡.本文从三个维度具体描述分析了牧民文化变迁内容及其导致的文化失调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思路.     

远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希腊神话、希伯莱神话与中国神话之比较

远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对于远古神话的理解有利于探究民族文化间精神的渊源及发展轨迹;而对于当今民族文化精神的把握又有益于我们理解古代神话.古代希腊神话、希伯莱神话和中国神话在神与自然、神与人、神与神的关系上既表现出神话的某些共有特性,又表现出不同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又孕育、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品格.     

论创世神话的叙事特征与文化功能——以壮族神话《布洛陀和(女米)六甲》为例

创世神话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在各民族神话类型中占有较高比例。文章以壮族神话《布洛陀和(女米)六甲》为例,通过对其情节母题与主题的分析,认为同主题创世神话主人公的塑造表现出动态发展趋势,其叙事文本的呈现方式具有主观性和多形态,并在长期传承过程中由神圣叙事向通俗叙事转化。大量创世神话具有传播知识经验、培育民族精神和正确人生理念、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等多种文化功能。     

神话与历史:探源中华文明的新视角——以《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为例

王国维有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之论,曾言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二者不易区别。如何看待传说与史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近现代人文学术的主要线索     

神话原始意象在后世的延续——以壮族花生人神话为例

神话在产生之初,其原始意象就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人们在笃信的同时,生发出一系列崇拜仪式和习俗.这些崇拜仪式和习俗传承着神话原始意象本身的文化内涵,延续在后世人们的生活中,文章试以壮族花生人神话为例加以说明.     

民族文化资源化陷阱的表现、症结及应对策略——以大研古城和喜洲古镇为例

民族文化资源化陷阱主要表现在形态异化(文化失真与破坏)、生态异化(文化资源过度转化利用)和能态异化(文化资源依赖)等方面。以大研古城和喜洲古镇为例从市场扰动(商业化、利益驱动和短期寻租)、文化挤压(外部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内部失调(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力度不足)等方面分析了民族文化资源化陷阱的症结。最后,提出从持续(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认同(提高公众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认同)和管治(加强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防止民族文化资源异化和流失)等角度应对民族文化资源化陷阱。     

天熊伏羲创世记——四重证据法解读天水伏羲文化

以四重证据法解读有关伏羲号黄熊的历史之谜,结合天水的伏羲文化研究,提示20世纪出土的二重证据长沙楚帛书天熊伏羲创世神话,对接第四重证据——天水本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镶嵌绿松石熊形铜牌,重建天熊神话从史前期图腾崇拜到先秦时期楚国神话文本的建构历程。对作为一重证据的传世文献哑谜——《礼记》孔颖达正义引《帝王世纪》的一种说法:帝庖牺氏,风姓也……是以称大皡,一号黄熊氏。做出大、小传统贯通的系统性阐释。楚帛书天熊伏羲叙事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记录的创世神话,而伏羲号黄熊和黄帝号有熊的对应现象,暗示着《山海经》熊山熊穴神话与天熊崇拜之间的内在关联。天熊和神熊观念当来自史前大传统的熊图腾信仰,以辽宁建平出土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熊头骨等实物为证。     

伏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对证探论——以渭河上游为中心

伏羲传说是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不能以“科学”“严谨”的名义对伏羲传说加以简单的否定。在古史传说体系中,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代表着我国史前氏族社会的发展,文献、民俗和考古学资料共同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是伏羲氏族活动的主要地区,特别是渭河上游天水地区丰富的伏羲遗迹、传说,与该地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等在空间上相互重叠,为进一步开展伏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对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相关研究中,应当首先对伏羲传说材料进行深入辨析,甄别真伪,建立传说的文化谱系,与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对证研究。根据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傅家门、圪垯川等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渭河上游地区以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主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或为伏羲提供了可信的考古对证资料,其间可能存在着原初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应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日本的神话历史与文化恋母

<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载的神话历史可追溯到绳文时代的远古源头,当时的女神崇拜展示出日本独特的恋母文化之根.文章从考古资料中的女神土偶入手,结合日本从母系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的史实,探讨日本神话中的母神原型,以及神话历史叙事中普遍呈现的女性中心世界,为日本文明特有的文化恋母现象找到源头和生成依据.     

类比诗性思维与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以“启蒙”为中心考察

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除了源于对神话学理论的译介和传统诗学用典意识的积淀等之外,“启蒙”使命更是关键因素。促成这两者联姻最重要的契机就是类比诗性思维,这表现在新诗作者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或内质来类比中国现代“启蒙”文化,而类比思维恰恰又是中国神话的鲜明精神结构和国人的思维个性、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