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所见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研究之二

书法史上,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的大量出现是在宋代,宋以前不明显.对具体书法遗迹版本问题中的善本、重本及版本与书法学术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进一步对宋代书法史有了新的认知,希望对于研究明清书论中的书法遗迹版本问题将有所裨益.     

宋代文献所见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研究之一

书法史上,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的大量出现是在宋代,宋以前不明显.宋代书论文献中涌现出的书法遗迹版本问题,是与宋代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的.它不仅是宋代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极具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从《皇宋书录》看董史的书法史观及书学思想

董史的《皇宋书录》,作为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体现了董史的“崇帝王、重四家、轻其他书家”的宋代大书法史观和“书因人贵”与“因人废书”的书学思想；书中还记录了释家书法及女书家,具有重要的书法史研究价值.     

历史的启示——汉简书对后世的启迪借鉴与影响

秦汉之际,是我国书体各体形成的重要时期。自大量秦汉简牍问世以来,填补了书法史上秦至东汉这一时期的空白,使书法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备。汉简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珍贵遗产。学习汉简书法不仅是一种书体形式的借鉴,而且是一种书法精神的追求。本文通过阐述汉简书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及艺术特征,在笔势、笔法、结构、章法布局、美学、文化等方面分析了汉简书艺术对后世的启迪借鉴与影响。     

董史《皇宋书录》考略

董史生活在南宋末年理宗、度宗时期,江西人.受宋代收藏风气影响,董史的收藏也很丰富,但在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毁于大火,后世几乎没有流传.董史的交游,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至少有三人:赵锐、牟益和曹士冕.董史的<皇宋书录>是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书录>的成书背景缘于董史个人对书法的喜好及其丰富的收藏,再加上学术上的考究.<书录>体例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著述上的史、论、著结合的学术思想.     

共赏与建构:康熙帝的御赐书法活动

康熙帝酷爱书法艺术,其书法活动与权力有一定关系,存在着"包装机制",康熙帝形象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赏赐书法"制造"的。康熙帝赏赐江南织造、步军统领、钦差大臣以及皇子、宗室等御书作品,将这些人视为亲信,臣下得到御书受宠若惊,通过共赏御制书法,交流感情,建立亲密关系。通过在教育机构、祠庙、名胜等文化场所,外交场合赏赐御书,表达对于儒学正统意识形态的尊崇,以自己深厚的汉族文化修养,隐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康熙皇帝也通过书法反映其崇儒重道,以接续中华文化的道统。     

宋初书家“第一手”李建中书法研究

北宋初期书坛承续唐末五代衰风,大家寥寥,这一时期有书名者多是五代遗民,他们使书学延晚唐之传统,开"尚意"之先河,有着重要的过渡作用,李建中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李建中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只能算二流书家,但在宋初却号"第一手"。其书法呈现出肥瘦得中、不温不火、清雅宜人等特点。李建中是书法由唐入宋的枢纽性人物,也是宋代书法家文人化的重要推动者。     

梁鹄书法作品及其影响

梁鹄是汉魏时期极其重要的一位书法家，其书法深得帝王赏识。梁鹄书法作品传世主要有四种，即《大飨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和《孔羡碑》，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对宋人所述粱鹄书法作品及其影响作了更进一步研究，虽然宋代金石学著作所述梁鹄作品多属“传说”，然而其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立碑时间以及梁鹄的身份来判断，宋人所传四碑为梁鹄所书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同时宋人对梁鹄所书碑刻的收集、整理和考辨，寄托着士大夫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理想追求。梁鹄书法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相国寺宝奎殿御书故事与两宋帝王政治运作

北宋东京城中名刹大相国寺宝奎殿的兴建缘于宋太宗晚年为大相国寺亲笔御书寺额,太宗欲用御书题榜来营造文治之象。仁宗时期,大相国寺开始兴建御书阁来收藏太宗御书,仁宗也参与到建殿奉安的事宜中,他亲自用飞白御书宝奎殿,并以撰记、篆额和刻石等一系列动作与大臣们联手打造出御书创作与展示的政治典范,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盛事"。太宗与仁宗在大相国寺的御书典故渐成祖宗故事的一部分,南宋词科就曾以"宝奎殿太宗御书赞"命题,此时帝王御书也成了崇儒右文的盛德大业。御书故事不但成为科举考试中历久不衰的话题,更是宋代转向文治的表征。宋太宗及其子孙所营造起来的御书传统在政治文化中被不断继承、累积和叠加。而通过御书传统塑造出来的祖宗之德,也使得太宗越过太祖,从继统之君而成为开创之祖。     

论唐宋时期的文思院与文思院使

文思院是唐后期设置的属于内廷的制作机构,并为后世各朝所沿袭,直到清代才废去不置.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五代至两宋时期文思院与文思使的发展演变情况,论述了文思使由唐代的内诸司使,至宋代成为西班使臣,再到明代沦落为低级职事官的演变历程,并对文思院的职官设置及职能演变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述.     

宋代翰林侍书王著生平及其书法诸事考辨

宋太宗曾仿唐制设置过翰林侍书一职,任职者为王著。王著在当时是一位对宋初书法做出过贡献的书法家,有一定的名望。可惜的是,王著在宋以后人编著的书史性文献中地位不显,而且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王著的生平与卒年、王著＂善于规益＂,以及王著书法的评价等问题的认识,仍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价值。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宋诗中的盐业生产

宋代的盐业生产技术发达,产盐地域广泛,盐业经济呈系统化、规模化发展,虽然宋代流传下来有关盐业生产的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但前人对传统史料的挖掘已经较为深入,开发新史料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宋代诗歌作品数量庞杂且流传较多,其中部分诗歌不仅有诗人对于国计民生的忧虑,还有对下层社会群众的关注。试从宋代诗歌记载较多的宋代盐业生产技术、盐业生产体制以及盐民生活三方面入手,运用＂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历史研究新途径,力图展示宋代盐业生产的发展态势。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及“以书入画”的影响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主要是诗文以书法为载体进入画面并成为其有机构成因素。但以书入画在北宋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刚兴起的文入画不能对抗画院形成绝对优势,同时新的审美标准还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     

宋人笔记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宋史·选举志》、《宋会要·选举》和《文献通考·选举考》等是研究宋代科举制度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史料,但由于体例和其他一些原因,上述诸书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使我们无法窥探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本文在分析上述诸书不足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宋人笔记中有关科举史料对宋代科举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研究——评《唐宋诗论稿》

莫砺锋教授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唐宋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论稿》立体地呈现了唐宋诗歌风格的转变,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北宋与高丽官方书画交流述论

从北宋建立到南宋初期,宋朝与高丽王氏政权有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书画交流是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的书画交流主要通过两国官方间贡赐贸易、使节往来等途径进行。通过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北宋与高丽两国书画艺术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