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

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其他法律部门。从碳排放权立法的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对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缺乏明确的定性。学理上,国外有关碳排放权学说主要有财产权说和规制权说,国内有关碳排放权的学说主要有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财产权说、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主要侧重碳排放者的权益保护,而规制权说更加注重政府的灵活管理。根据制度绩效这一新的分析视角,我国气候变化立法应将碳排放权规定为规制权,这样规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路径

对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公法发展的趋势。从权利的生成角度看,公民福利权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权利实施路径看,法治成为公民福利权保障的主要方式体现在三个层面:宪法为公民福利权提供最高法依据,代议机关以立法形成权将公民福利权内容具体化,司法机关为公民福利权展开适度审查救济。我国公民福利权在权利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法治实施机制上尚存诸多问题,宪法层面也未确认公民福利权保障理念,立法机关对福利权的回应机制还不健全,健全与完善公民福利权保障制度应加快民主法治进程,从宪法上确立福利权规范,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在公民福利权立法与监督上的作用,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咨询、合作等谨慎而灵活的方法来促进公民福利权的实现。     

日本住宅租赁特别立法研究——以承租人权利保障为中心

日本民法典关于租赁的规定无法保障承租人维持居住生活安定的需要.为此.民法典施行后不久,日本先后制定了<建筑物保护法>、 <借地法>、 <借家法>等多部带有社会法性质的特别立法,藉由这些特别立法,住宅租赁的对抗力得到加强,租赁存续期间受到保护,出租人的解约权被大大限制,承租人的续约权得到认可,租金的增减受到法院有效的控制.特别立法成为日本解决住宅问题,保障承租人住宅权利的重要工具.     

侵权责任追偿权的“背锅”理论及法律关系展开——对《民法典》规定的侵权责任追偿权规则的整理

侵权责任的追偿权,存在于连带责任、替代责任、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先付责任、补充责任以及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等不同形式的多数人侵权责任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特别是在侵权责任的立法中,对于如何确定追偿权,认识不一致,理解不相同,立法规定也有异,缺少统一的见解和对策。事实上,侵权责任追偿权的法理基础,通俗地表述就是"背锅"理论,即在多数人侵权责任中,责任人为行为人造成的损害"背锅";既然是责任人为行为人造成的损害"背锅",就应当有统一的"甩锅"的规则,这就是追偿权的原理。整理《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追偿权的规定,可以看到多数规定是正确的,但也有部分规定有待于一步深入研究,旨在提出更好的解决追偿权的具体规则。     

论日本表演者权内容的演变

日本表演者权制度起步早,表演者权内容随经济发展而变更。表演者权源于著作权法体系,表演者权专项立法不断加强,内容大体分成版权法与文化产业法两大体系。表演者人格权的独立保护历程漫长,直至2002年法律专项创设,具体为表明身份权和保护表演完整权。表演者经济权内涵是随日本经济及国家战略发展而嬗变,其中的复制权、公开传播权、二次使用权、租赁权颇具特色。探析日本表演者权内容的演变对我国表演者权立法极具借鉴意义。     

德国低碳循环经济的法制保障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在低碳循环经济领域及法制保障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低碳循环经济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体系,使德国的低碳循环经济法律可以良好运行.我国在低碳循环经济法制保障方面,尚存在法律法规具体实施的操作性规定较少问题;覆盖面相对狭窄,对于自然资源的低碳再利用缺乏具体规定,立法的速度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等问题.我国应借鉴德国的经验,制定<低碳循环经济法>作为低碳循环经济领域的核心和指导性法律,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论美国法上的役权——以《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为中心

役权是传统大陆法系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英美财产法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学界对英美财产法上的役权制度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因此亟须进行深入研究。在美国,作为私益限制的役权变得越来越重要,主要分为三类,即地役权、不动产契据权和衡平地役权。《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就是英美财产法上役权制度的集中规定和体现。《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对传统役权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简化和明晰化,其规定体现了役权的发展趋势。相关的具体制度设计对我国不无借鉴意义。     

公共财政体制下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权保护简论

作为宪定权利的社会保障权要成为现实权利需要法律权利为媒。公共财政体制下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权的保护以立法保护为主,作为事前保护的立法保护是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的积极方式。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国家对民族地区承担的社会保障义务主要是作为的财政支持义务：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共治与自治结合原则、国家保障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原则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领域被遗忘权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便利也带来信息失控的风险,从而必然产生对被遗忘权的需求,刑事领域也同样存在被遗忘权的适用空间。然而刑事领域的被遗忘权可能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开放、新闻自由、犯罪控制等法益产生冲突,面对冲突不同国家从立法到司法层面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了被遗忘权的适用情形及其限制条件,可以对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边界确立提供参考。通过"申请+审查"的被遗忘权行使模式,可以解决其与公共安全、司法公正、人权保护等的矛盾。我国目前在司法中尚未承认被遗忘权,但刑事立法中已有被遗忘权的某些原始样态,可以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并审慎地拓展其适用范围。     

论所有权的自由与限制

所有权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利甚至整个法权具有重要意义。近代民法一直强调所有权行使的绝对自由,忽略了所有权应该受到的社会公益限制,其结果是使自由走向了反面。为克服所有权绝对自由带来的负面影响,现代民法开始由权利本位转向社会本位,逐步形成了所有权的社会化思潮,强调所有权的行使应该以尊重和维护社会公益为前提。但是由于社会公益的概念比较宽泛,范围难以确定,为了防止有人以公益之名谋私益之实,应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确立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以解决因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产生的争议,寻求社会公益与个人私益的平衡,维护公民个人的实体权利。     

论人权国际法保护的逻辑基础——以米尔恩“低限人权说”展开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而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所要求尊重的一些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但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共有的,因此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米尔恩＂低限人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效协调了＂主权优于人权＂和＂人权优于主权＂的争论,为不同文明圈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理论平台。唯有各国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承载人权国际保护重任。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

宪法民主制度是由宪法性法律所功立的一种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有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尊重基本人权但警惕人们循私和滥权;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良好宪法;建立法治政治和有限政府;建立民主、高效、负责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真正实现。     

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

在诸多民事权利制度中,知识产权具备更多科技含量和知识要素。一般认为：著作权发生在文化创作领域,与文化创新、文化产业息息相关;专利权产生于技术应用领域,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紧密相连;商标权则运作于工商经营领域,涉及商品销售、市场贸易等诸多问题。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条件下,知识产权的制度实施效果,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与教育的繁荣;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知识产权保护又事关国际政治、国际经贸、国际文化与科技的交流和合作。这就决定了,从民法学理论出发研究知识产权属性,当是应有之义;而结合人权理论、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策科学,多视角、全方位来考察知识产权功能,亦非常必要。这有助于在不同学科层面揭示知识产权的基本蕴意,保持知识产权研究中的问题导向及方法的开放性。     

中国宪政的基本路向探析

宪法和宪政已经成为宪法学知识谱系中的基础性概念。宪法应当被实施,否则宪法及其承载的价值将落空,因此,有宪法即应行宪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宪政是宪法运行的理想状态。从宪法概念在西方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宪法的四个要素是组织法、根本法、人民主权和人权保障,大体上经历了四要素渐次叠加的历程,其核心则是人权保障。宪法的四个要素有待宪政过程予以落实。中国宪法观中忽视人权保障的因素,成为在中国推行宪政的阻力,需要在宪政过程中予以突破。追求宪政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有利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实行宪政的基本路向是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宪法对部门法的指导力和规范力。     

An Analysis of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Human Dignity

Human dignity arises from the dignity and respect people enjoy as members of the human community. The law decrees that human dignity does not involve approbation of someone’s external qualities; rather, it is the acknowledgement of equal status. Human dignity is not determined by positive law, but is above positive law,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of preexistent norms that exist independent of positive law. Such norms form the basis for integrating legal systems. These permanent norms cannot be amended at will; they represent the general ethical principles of modern law. Human dignity is not a matter of rights or basic rights; rather, it represents one’s position in society and equal legal status before the law. Many normative laws in China directly define humanity dignity, and affirm the guaranteeing of human dignity a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state. Human dignity is related to people’s survival and livelihood; thus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ignity can be provided by providing material assistance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我国物权法应建立地上权制度

地上权制度作为一项用益物权起源于罗马法 ,后在大陆法系国家得以继承和发展 ,并进而成为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有效解决了大陆法系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所有与土地用益之间的矛盾 ,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在制定中的物权法使用“地上权”概念和确立地上权制度是理性选择。     

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英文)

在公共治理场域中生成和行动的人权法,应当是能够促成和谐人权保障关系的平衡法,它在机制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目标与制度安排的匹配性,在内容上反映为公民权利设定的合乎理性,在形式上表现为人权法规范体系的协调一致,在行动上体现为人权保障过程基于商谈形成共识,在结果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绩效的最大化。由于不同人权之间往往存在着张力,加上人权保障具有跨部门法性,再加上国际人权法依赖于国内法转化或衔接等原因,因此人权法容易失衡,制约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全面实现。要解决人权法失衡问题,应当选择开放性的公私商谈模式、遵循理性的衡量标准对人权入法进行审慎权衡。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n Women's Pension Rights and Their Economic Risks

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theoretical meanings of pension rights and analyzed their effects on women's economic risk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First, based on the status of a citizen, worker, parent, and spou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pension benefits are guaranteed as a citizen regardless of work history, the degree to which women's disadvantageous situa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unpaid work are compensated by public pension as workers and parents, and how marital status is treated in the different pension systems. Second,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pension rights showed that individual rights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to prevent economic risks of elderly women. Derived rights did not seem to secure the economic welfare of elderly women, at least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This finding suggested that developing individual rights, rather than derived rights, is the way to guarantee long‐term elderly women's economic welf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