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刍议

古今中外的《史记》文学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如何进行有效的整理,为理论研究和"史记学"的发展提供依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20世纪以来,学界在《史记》文学资料索引、汇集评论、典籍整理、书目解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学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亟需对中外《史记》文学资料进行更全面的综合整理,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形成系统的中外《史记》文学研究史,为《史记》研究走向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     

《三国史记》英雄列传的文学价值

《三国史记》列传部分收录了很多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的传记占整个列传部分的76%.在这些作品当中,作者金富轼不仅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向百姓宣传忠君爱国思想,以达到巩固高丽王朝统治的目的.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史记》的小说性

《史记》是一部信史,却体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对此历代学者已达成了共识,它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梦兆预言、灾异祯祥和奇闻逸事。其实历史和文学在叙事职能上是相近的,由于司马迁采用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来源,用“好奇”的审美观来择采史料,并继承了先秦史书中的文学虚构手法进行艺术创作,这都使《史记》呈现出一定的小说性,但并不削弱它的史学价值,从其小说笔法中我们同样能获得历史信息。《史记》所以杂用小说笔法,有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也寄寓着司马迁发表一家之言的许多感慨。     

《史记》与神话传说——《史记与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从史料来源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巨著《史记》与古代神话传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指出司马迂的蒐集、整理、加工和改造,使古代神话传说不仅成为《史记》上古史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同时也赋予了《史记》的文学色彩。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诸方面文学因素,对读者颇有启发性。     

清代《史记》阐释中"实录"文学意义的转换

"实录"是历代以来对《史记》史学意义上最重要的概括.清代研究者发挥了历代对《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史学认知,认为《史记》以人传事的叙述模式,要达到"实录"的目的,必然要对人物做到生动、传神的"摹写""摹画",进行艺术化处理.清人把《史记》人物摹写的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称之为"实录".这些认识扩展了对"实录"的探索,丰富发展了"实录"的内涵,准确深入地把握了《史记》写人的艺术特色.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综述

先秦之侠湮灭不可闻,自太史公以史笔序游侠以来,历代对游侠的研究相继不绝。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可分为困顿期、突围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呈现出从现实走向文艺的学术关注趋势。虽然每一阶段各有其学术关注特色,但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游侠的身份辨析、游侠精神要义的阐发、文学之侠和社会之侠三个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侠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关于《史记》游侠的研究也被引入一个更为广阔且系统的文化生态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论题以往的研究面貌。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视野的突围到21世纪以来再次陷入困顿,《史记》游侠研究正面临着老生常谈和边缘化的双重困境,如何于进退维谷中另辟蹊径,是《史记》游侠研究重建其学术意义的重要思考。     

《史记》《汉书》在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中的地位

《史记》、《汉书》是汉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汉代文明的记录,它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史记》的重大贡献在于记述了人文初祖和文明传承的历史联系;《汉书》的突出成就在于进一步描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山川形胜和文化交融。二者交相辉映,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恢宏历史画卷的开端。     

试析《史记》中的论赞功用

《史记》具有史学、文学的双重属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巨作。其间“太史公曰”引出的文字属论赞之词,将其分为记行历、讲谱系、采众言、论人物、褒黄老、大悲悯六类,以证明它在《史记》中的积极功用和重要意义。     

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分别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史记》和《历史》对于各自的文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从史源来看,它们都运用了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并将两种资料相互印证,有机融合。但司马迁运用的文献史料主要是皇室藏书、诸侯史记和民间歌谣诗赋;希罗多德运用的则是神喻记录、金石铭文和极少数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文献史料是司马迁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实地调查是文献史料的补充,希罗多德的写作正与此相反。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分别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史记》和《历史》对于各自的文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从史源来看，它们都运用了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并将两种资料相互印证，有机融合。但司马迁运用的文献史料主要是皇室藏书、诸侯史记和民间歌谣诗赋；希罗多德运用的则是神喻记录、金石铭文和极少数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文献史料是司马迁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实地调查是文献史料的补充，希罗多德的写作正与此相反。     

《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     

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主要内容包括校勘文字、考证史实、志疑释疑、驳斥谬解和评文论法等。该书据当时通行之本为说,既是为《史记》而作,更是为读《史记》者而作。该书的价值表现在恢复《史记》原貌、写评点密切相关、勇于怀疑的精神等。该书的不足有不当疑或疑而不当、校勘考证失误、评论不当等。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     

《三国史记》的历史影响探析

《三国史记》是朝鲜第一部官修正史,是研究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古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三国史记》非常关注,然而对其历史影响则鲜有系统论述。准确、客观地认识其相关记载,无论对于朝鲜史,还是古代中朝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文章认为,《三国史记》在编纂方法上对朝鲜史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其中的错误记载也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形成误导,其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列于朝鲜国史之中,也对后世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影响。     

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