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叙事的兴起:武王伐纣时期的铭文创作

《利簋铭》和《天亡簋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两篇铭文,《利簋铭》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体现了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天亡簋铭》记载了灭商之后十二天武王祭祀文王和上帝、众神的事件,出现了三线索叙事,使用了抒情手段和修辞格,构建了立体叙事场,显示了明显的写作艺术追求。两篇铭文开创了西周私人写作的文化传统。     

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考

本文对新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史密簋的铭文进行了深入的考释分析。文章指出,该铭文所记载的周王命大臣率领齐、莱等四国军队与南夷和杞、州交战,取得长必大捷的事迹,可补史籍之不足;当时确已存在的乡遂制度,对古代社会组织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     

《周礼》乡遂组织探源

《周礼》一书记载乡遂组织系统甚详:一国之内,分为国野两大区域。制国为六乡,由比闾族党州而上达于乡。制野为六遂,由邻里酂鄙县而上及于遂。其特点是以国家政权向个体农民家庭直接授田为基础,按地域以整齐划一的编制来组织编户齐民。《周礼》的乡遂组织规划,不独与西周事实不符,与战国的郡县乡里地方组织也不一致。它只不过是《周礼》的作者把西周、春秋、战国诸不同阶段的一些制度杂揉在一起,按“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原则,比照春秋后期兴起的建制步兵编制而设计的治国兰图而已。     

史密簋铭文与齐国的方伯地位

根据史密簋铭文所透现的史实 ,从师俗、史密的身份、国属入手 ,考证两人是兼地方与中央双重官职身份的西周重臣 ,他们只能来自于齐国 ,故而周王命他们率领以齐师为主力的诸侯国军队合击南夷。齐国是西周的重要方伯 ,拥有对东方的征伐大权 ,只要周王命令 ,就可以实行征伐 ,无需周王另派将领统帅自己的军队。当时周王朝衰微 ,周王也没有能力来指挥齐国的军队     

穆公簋盖所记周穆王大蒐事考

西周穆王时期的穆公簋盖,因其铭文中个别字词的误释误解,导致盖铭所记事件性质不明。本文释铭文首句的地名为见于殷墟甲骨文记载的一个著名田猎地;又结合对铭文"商师"、"周"两地的考证,并与商代铜器宰甫卣铭文相关史实进行比较,判定穆公簋盖铭所记的乃是周穆王时期的一次大蒐活动,从而为研究西周时代大蒐礼和周穆王游行之事发掘了一份珍贵史料。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新释吴孙权利簋于１９７６年３月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一个西周铜器窖穴里，其上有铭文４行２字，记述了周武王代商的历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１９７７年，唐兰和于省吾先生发表考释文章。其后，张政、商承祚、徐中舒、黄盛璋等先生发表文...     

《遂公■》铭文与《易传》

《遂公■》是近年发现的重要青铜器,内有长篇铭文,记载了禹治理水土的事情。铭文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多与《易传》有关,例如中与四方、君王与父母、礼与美、心性与道德,等等。     

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

《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载有唐兰和于省吾两位先生对周初利簋即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的文章。两家的解释，颇不相同，特别是对铭文的前半段，彼此出入很大，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说明了该器的铭文值得我们作进一步钻研。 由于器物铸造的时代早，铭文的训诂遂成为难题。其中不仅有辨别字义的困难，而且还有一个识字的问题。铭文中有一个簋■字，在甲骨文中最为习见，不过字形与此微异，作■或■。《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中释为“岁”字，视作祭名。于文释此为 “岁”，似本郭说；唐文释为“越”字，仍认为甲骨文借用此字代表“岁”字…     

琱生鍑与厉王事件

2006年杪琱生鍑自陕西扶风出土,与传世的召伯虎簋、琱生簋恰好拼成一个连贯事件.由于铭文解读难度较高,学界至今尚未提出一有说服力之解读.宗法制度为西周最基本之规范,经由其大、小宗区别的规律,铭中人物称呼乃得正确解读.再透过三铭比较,可明显看出叙述内容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言的私家诉讼,而是大家族召氏欺君瞒粮的曲折故事.此器的出土为中国税制史翻开重要的首页.     

从铸叔皮父簋铭校正古书中对“一月”的误识

本文从铸叔皮父簋铭文出发,首先论述了作为月名的一月和正月在甲骨文中的更替过程,再论证从西周之后,金文中没有以一月为月名者,由此证明铸叔皮父簋之一月在很多著录中旧释不确,当释作二月。并以此推断传世文献《逸周书》和《伪古文尚书》中出现的几个一月亦当释作二月。     

史密(皀殳)铭文补释

陕西安康查获的西周青铜器史密(皀殳),上有长篇铭文,记载了南夷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和史密东征的事,为研究西周时东国与诸夷关系及这地方国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吴镇烽、李启良二位同志都写有专文论证(《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这里再试作补释。先对原铭释读如下: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

一九七六年春在临潼出土的西周初铜器利簋,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重要文物,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重视。从《文物》去年第八期中,我们看到了利簋的彩色图照及铭文的拓本。此器造型凝重,图案花纹朴实,尤其是铭文清秀,虽属周器,但犹保留商代的典型风格,是因为周灭商后,商代旧臣及艺术工作者仍被留用,故保存有较浓厚的前朝遗风,这也是艺术继承性的实例之一。     

清华简《系年》与铜器铭文互证二则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内容涉及"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的许多重大史事,除可与《春秋》经传、《史记》、《竹书纪年》等相对比外,许多地方还可与青铜器铭文相互参证,给人许多新知。如李学勤先生已撰文重点指出《系年》简文可与大保簋(《殷     

天亡簋“王又大丰”与“王凡三方”试解

西周铜器天亡簋,或名大丰簋、天亡敦、聃敦、朕簋,为武王时器。孙诒让谓此器铭文“文字古朴,义难通晓”①。自清道光末年出土以来,对铭文考释者达十数家,取得了许多一致的见解,但仍存在分歧较大之处,影响了对全篇铭文的理解。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文试对铭文中“王又大丰”与“王凡三方”句陈一己之见。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不其簋史地新考

不其簋被认为是最早的一件秦国青铜器的结论非常值得怀疑。从铭文文本出发,辨析了铭文所记"伐玁狁"与文献记载秦庄公"伐西戎"并非一事;铭文中"西"应是方位词而不是具体地名"西县";"西俞"亦并非泛指"西隅",而是"西方的俞",即文献中的"俞泉"或"百泉"。不其簋可能不是西周晚期的秦国铜器。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 ■簋(西周中期)

1976年12月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现藏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簋同出八件,大小、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簋甲通高36.1厘米,口径22.7厘米,重11.383千克。簋矮体宽腹,下有方座。颈     

铜器铭文所见西周刑法规范考述

研究西周的法律制度,历来以凭藉文献资料居多。古代文献记载固然能为我们勾划出西周法律制度的基本轮廓,但由于文献不全,加之不少文献系后代儒生追记,这就给研究西周法律制度造成一定的困难。随着西周青铜器的大量出土,其铭文记载就逐渐地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在青铜器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注》的过程中,笔者有幸参加其中部分工作,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西周铜器铭文,深感铭文为研究西周法律制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这些铭文或可以同文献材料相印证,或可以补正文献记载之不足。本文试就铭文材科,对西周的刑事法律规范,作一个初步的考述。     

西周铭文中的“ ”族为“妘”姓考

见于西周中晚期铜器铭文中的族徽符号"()(周)",根据周人不用族徼的通例,可知铸器者必不为姬姓周族人.铭文末尾署"()(周)"的铜铭,根据其铭文内容可知,其作器者都为周氏,器主之氏与器铭末所署的徽识如此契合,应该不是巧合.通过考察分析所有的()器铭文内容及与其相关的其他铭文.此"周"氏族当属妊姓氏族.     

西周赏赐制度研究——以对西周金文赏赐物的量化分析为视角

西周赏赐类铭文中常记载各种赏赐物品,这些赏赐物的出现以及之间的组合都呈现出一定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铭辞文意,对充分认识西周赏赐制度,以及受赐者地位和判断铭文时代等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量化分析为考察这些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进而以分析结果为基础探讨、总结各类赏赐物间组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