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与庄楚文化

郭沫若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者,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作《女神》打上了庄楚文化的烙印。郭沫若少年时代受到道家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女神》中,对自然、女性、光明、太阳和月亮的崇拜与庄楚文化有着不可割弃的联系。《女神》是饱含着作者青春激情、鲜活浓郁的,具有“五四”时代精神的生命颂歌,庄楚文化是作为作品的深层次意蕴而存在的。     

“民族魂”与“球形天才”——从思维方式看“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郭沫若

进化论与泛神论对鲁迅、郭沫若而言不仅是作为理论学说而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从而在“五四”文坛发挥巨大作用的，它们使鲁迅、郭沫若的思维矢量分别指向未来和远古。由此也便产生了“五四”“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大分野。作为人类种族性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原始思维方式，在鲁迅那里凝成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代表——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郭沫若那里则化为其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创作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女神》。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文学革命最根本的内因。鲁迅、郭沫若研究的最终出路不是局限于学术圈子内的花样翻新，而在于开放——在民族巨人的定位下进行认识和评价。     

各领风骚树丰碑──鲁迅《呐喊》和郭沫若《女神》创作风格之比较

各领风骚树丰碑──鲁迅《呐喊》和郭沫若《女神》创作风格之比较李乐平被称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和郭沫若，前者在创作前期主要是写小说，其创作方法属现实主义流派；后者在创作前期主要是写诗歌，其创作方法则属浪漫主义流派。虽然说他们在创作时其表现手法也有着相同...     

郭沫若早期“诗人的宇宙观”

郭沫若早期“诗人的宇宙观”元维社《女神》以完全不同于旧诗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新诗坛．宣告了完全现代意义新诗的诞主．从而也奠定了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数十年来．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备受人们关注．人们对郭沫若早期思想、艺术观及《女神】从不同侧面进行...     

从《战声集》看郭沫若新诗审美要求的变化

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新诗,在“五四”诗坛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映耀着整整一个时代。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整整十年间,埋头于古代史的研究,他笔下的诗流壅滞了。“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沸了郭沫若胸中的热血。他别妇抛雏,只身逃回祖国。诗情又在他身上汹涌起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了将近30首诗,合成《战声集》出版。这是新诗巨匠郭沫若诗笔冰封了十年后的解冻,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注意。但是,它们当时远远没引起如《女神》那样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也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这个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女神》的泛神论与太阳意象

《女神》的泛神论与太阳意象沈光明撇开“女神”时期郭沫若所受泛神论的影响，要想准确地把握与理解《女神》中频频出现的太阳意象及其内在底蕴，在我看来容易陷入一种空疏浮泛的尴尬，尽管我们已充分注意到了郭沫若选择太阳意象是时代的赐予，是过去经验的一种回忆等等。...     

论《女神》的民族特色

中国新诗的“奠基石”——《女神》,出版至今已将近六十年了。对于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的评价,可以说在评论家中间已不存在什么分歧。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女神》出版之后的第三年),闻一多先生就曾敏锐而中肯地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然而,对于《女神》在民族形式方面的评价,即它是否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是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人们的意见却并不是一致的。当年闻一多先生在高度评价《女神》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他又严格地批评《女神》缺乏民族的色彩。他断言《女神》的“形式十分欧化”,     

鲁迅诗歌学习札记(二则)

一、鲁迅为什么多次写“湘灵”?“湘灵”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一般认为“湘灵”是湘水女神,善于鼓瑟.也有认为“湘灵”即湘夫人的,因而她也就是《楚辞·湘夫人》中的“帝子”了.     

“我创造日月星辰 我驰骋风云雷雨”—一试论《女神》的崇高美

郭沫若早期诗作《女神》,以其的崇高宏伟、博大深邃震撼了一代青年的心灵。本文从诗歌艺术的美学角度探讨它的崇高美的表现技巧。具体分四个部分加以论述:①崇高美——《女神》的显著特征;②在奇特、巨大的艺术形象上表现崇高美;③千汇百合,融为一炉的崇高美;④《女神》崇高美的意境。值得指出的是,《女神》成功地创造了这样一种美学意境,它除了气势磅礴之外,还让人出神入化地体会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深厚内蕴。     

“我创造日月星辰 我驰骋风云雷雨”——试论《女神》的崇高美

郭沫若早期诗作《女神》,以其的崇高宏伟、博大深邃震撼了一代青年的心灵。本文从诗歌艺术的美学角度探讨它的崇高美的表现技巧。具体分四个部分加以论述:①崇高美——《女神》的显著特征;②在奇特、巨大的艺术形象上表现崇高美;③千汇百合,融为一炉的崇高美;④《女神》崇高美的意境。值得指出的是,《女神》成功地创造了这样一种美学意境,它除了气势磅礴之外,还让人出神入化地体会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深厚内蕴。     

《女神》与中外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潮之比较

郭沫若的《女神》是诗人主体精神与“五四”时代精神的完美统一，并成为开一代诗风的典范。从不同的角度用《女神》同中外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潮进行比较，将会更为生动、更为鲜明地表现《女神》的时代意义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五四”退潮后的微波──论郭沫若《星空》的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根源

与《女神》雄奇壮美不同，《星空》呈显出优美、细腻、哀婉与沉潜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诗集题材的选取，抒情方式的采用，意境的创设和整个语言风貌上．《星空》艺术风格与“五四”退潮后的时代有关，与郭沫若当时的哲学信你有着内在的联系，与诗人浓厚的中外艺术修养和刻意的美学追求分不开．《星空》艺术风格的变化，既是对《女神》清新优美一面的廊展，更契合了时代和诗人心绪的变迁，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真实，实现了诗人对“东方文学”审美情趣的追求．这无疑是郭沫若对新诗艺术的提高和开拓，对现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说《女神》属子“雄浑”一品，那么《星空》则大抵属于“冲淡”一类，有力地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位“雄丽并举”的大诗人，“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女神》与太阳人形象

本文所说的太阳人形象即指出现于《女神》各篇的宏伟美好的艺术形象，如屈原、凤凰、天狗、地球、惠特曼、金字塔等。之所以用“太阳人”这一称谓来表达这些艺术形象，是因为这些艺术形象与太阳有深沉的内在联系。如地球，虽然是太阳系中一颗行星，可在《地球，我的母亲》一诗里，诗人不仅认为地球是太阳实有性的证人，而且觉得“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太阳是地球的虚影，这想象多么奇特，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多么深厚。《女神》中这些绚丽多彩的艺术形象，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太阳意象的延伸，具…     

鲁迅、郭沫若确曾在《对英宣言》上列名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6日所作的《我要说的话》(后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演说中,曾赞扬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指出“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宣言”,指的是《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4月出版的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但在该刊上的这一宣言的末尾的“签名者”,却是这样的几个字:“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并无郭沫若的名字。当然,在这个“等”字中,是应该包括郭沫若同志在内     

为鲁迅笔下的“影象”翻案

为鲁迅笔下的“影象”翻案吴海发说起来象个掌故了。十年前，上海一家在全国有影响的语文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指责鲁迅先生笔下的“影象”，写了错字，应该写成“印象”。此文语气肯定，不存一点商榷余地，影响甚广，不能不作辨析。“形象”出现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     

《女神》的“力”与时代精神

“五四”前后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动”和“力”的表现,“五四”是除旧布新的时代,破坏旧世界的“动”,创造新世界的“力”,交织成狂飙突进的时代进行曲。郭沫若是当时诗歌领域里除旧布新的一名骁将,《女神》跳动着“五四”新潮的时代脉搏,破坏与创造的精神在诗篇中得到高扬。当时,郭沫若由于受惠特曼飞扬蹈励的诗风的影响,创作了像火山爆喷的《女神》。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调子所动荡了。《女神》体现了五四时期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力”的颤动。闻一多热情地赞扬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     

论科学知识对《女神》的影响

《女神》中大部分诗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研究《女神》,人们一定要把它和“五四”运动的时代联系起来,这诚然很有必要。因为郭沫若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女神》就是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产物。但还有一个事实也是不应忽视的,就是郭沫若在创作《女神》的那个时候,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虽然他已知道自己两耳重听,不可能行医,虽然他也已决定走文艺的路,但他毕竟还是天天在接触医学知识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而且在此之前,他也学过不少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可以说,他一     

略论郭沫若诗歌的艺术个性及其它

由于诗集《女神》,郭沫若获得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而和鲁迅分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潮流的前锋。虽然如此,但看来他似乎无意固守在浪漫主义这个领域之内。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走适合于自己个性的艺术之路,而不顾别人的忠告与惋惜。不少研究郭沫若诗歌艺术个性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只有浪漫主义最适合他的艺术个性,他应该永远浪漫下去才对。黄侯兴同志所写的《郭沫若的新诗和他的艺术个性》(《现代文学讲演集》)一文,就反映了这一     

盛开在天各一方的“春葩”——《西厢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生透视和民族性差异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在评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说:这个戏名是悲剧,实际上剧情的发展却充满了“青春与春天的气息。它有着青春的种种愚蠢与美德,急躁与轻率,有着春天的种种芬芳、迷人,也有着春天的‘无常’”。①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里充满着“青春与春天的气息……”的话,那么出现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文坛上的古典名剧《西厢记》,也同样充满着“青春与春天的气息”,有着“青春的种种愚蠢与美德,急躁与急率”,自然也“有着春天的芬芳、迷人。”这是因为《西厢记》《罗密欧与朱丽叶》     

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女神》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杰出歌手,早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女神》,就喷涌着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磅礴诗情。关于《女神》的创新价值,“开一代诗风”之说简洁而概括,不存在什么异议。但笔者认为,本诗集主题的“开一代诗风”,突出表现在率先歌唱社会主义。正像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