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辉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以徽商经济为基础,崛起于两宋,鼎盛于明清,影响遍及全国。其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州篆刻、     

"求真是"与新安理学、皖派考据学间的学术演变

学派意义上的新安理学在明初终结之后,徽州学界失去了自我防御的机制,这使得心学的流入变得畅通无阻。心学在徽州的大肆传播又刺激了朱子学者对新安理学的回溯,从元代新安理学发展出的"求真是"的理念又被重新提起,"求真是"理念又激发了考据学的苏生。明代中后期,徽州学界兴起的考据倾向一直延续到清初徽州朱子学者那里,并对皖派考据学"真是"主张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徽州宗族习惯法论略

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新安理学逐渐成熟,徽州成为一个充满宗法意识,克守宗法条规的典型区域。祠堂宗族势力实际控制、瓜分着众多偏僻的村落板块．甚至取代官方维系着地方秩序的稳定。以族条祠规祖训为主体的徽州宗族习惯法。则成为徽州乡村各种政治力量调和的产物。它在徽州市民社会构建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发展黄山文化旅游，推进黄山旅游二创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美称,流派纷呈、各领风骚的徽文化灿烂夺目。徽商、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刻书、徽派建筑、徽派雕刻、新安医学、徽剧、徽茶、徽漆等代表了各自领域的精粹;朱熹、戴震、程大位、朱升、王茂荫、陶行知、胡适等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名字成为徽州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充满特色的徽州村落文化、水口文化、宗族文化、契约文化、徽州方言、徽州棚民等文化形象既具有典型性,又有着悠长的历史意味和文化审美韵味。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思想接力:徽州哲学的传承与嬗变

"徽州哲学"是指自宋代至20世纪上半叶的徽州籍哲学家在"徽州文化"的基地上创立的具有徽州特色的哲学体系。徽州哲学主要经历了从新安理学到戴震朴学、胡适新学的演进历程。从"理学"到"朴学"、"新学"的传承与嬗变,构成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接力",这场接力对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产生了深刻影响。     

多元与差异: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

苏州与徽州同处江南地区 ,两地的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多元性这一中国民间信仰的共性特征 ,而区域间的互动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多元性。但由于明清以降两地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 ,使得这一时期徽州民间信仰始终处于理学与宗族的阴影下 ,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与之相比较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苏州民间信仰则具有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信仰的多元性特征得到了充分展示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历史上徽州人曾经创造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由于徽州山多田少,使得徽州人不得不出外经商谋生,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商人在明清两代的市场上极为活跃,他们在获得丰厚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广泛接触和吸纳了各地的文化营养。有力的经济支撑和不同文化要素的融入,使得具有独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徽州获得了孕育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的契机与可能。内涵丰富的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朴学、徽州工艺和戏曲,以及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祠堂、牌坊等大量文化遗存,数十万件徽州契约文书和各类文献,既反映出徽州文化在历史上的繁荣昌盛,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徽学正是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司马光与理学关系之再讨论

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千年的学术公案.从新儒学发展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尽管司马光藉由中和论建立了一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在体用思维这一根本点上的缺失,致使无论从其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还是其对佛道的态度来看,皆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基于其独特的经典选择和理论特点,不可简单地将其归于理学家的行列,所谓的司马光属于“理学之重要创立者”、“理学之偏师”和“理学非主流派”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     

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

地理环境制约了雅典国家农业的发展。从量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城邦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据支配地位 ,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质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 ,属商品经济范畴。因此 ,雅典国家的农业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发展的七大趋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发展将呈现出七大趋势:民族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的类型日益多样化;城市社区将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单元;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重要变量;少数民族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国际移民新群体的身影逐渐显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构将进一步走向深化.综合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民族纠纷.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成因探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频发,死亡人数和惨烈程度在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一现象的发生,除了该地区较为复杂的气候和地质、地理环境外,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则是农民的耕地不足与普遍贫困、频繁的战争、政治腐败以及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西北地区百姓防灾、救灾能力低下.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论唐代小说中的落第士人形象

唐代小说落第士人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屡屡落第,有坚持不懈而终成正果者;第二类是落第后,饥寒交迫漂泊他乡,甚至魂归异乡者;第三类是经受落第的打击后,归隐或甚至出家者。其中第一类主要出现在盛唐到中唐的小说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后两类主要出现在中唐以后,特别是晚唐的小说中,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走向衰败过程中士人的精神面貌。     

新时期共青团工作一般原则确立的多维向度

确立共青团工作的一般原则包含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青团工作自身作为系统的内部条件。二是构成共青团工作环境的作为系统的外部条件,即环境条件。     

西藏投入西部开发要重新认识自身的特征

西藏是我国特殊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西部开发对西藏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要应对西部开发,就必须重新认识西藏地区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