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五四伊始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建构都和启蒙语境紧密相连,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现代性"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而存在主义蕴含着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维度——人文主义的话语诉求,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的结构性要素。显然,从存在主义之维介入人本主义之域是理解文学启蒙叙事的要径。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大致历经了五四时期、40年代左右、80年代以来的三次创作高峰,并呈现为"文学与个性独立"、"文学与自由诉求"、"文学与本体性存在的体验"的历时性阶段。质言之,在启蒙主义语境中把握存在主义文学的生成和演化进程,并将其视为一种世纪性的文学思潮正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逻辑发展所致。     

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实践性品格

应用对实践具有浓厚兴趣就像理论对思辨充满兴味一样.背负沉重的启蒙与救亡使命,中国现代小说批评操持实用主义立场,其价值尺度的选择与确定因此全部指向现实实践:同时面向启蒙的现实、救亡的现实、小说现代性生成的现实,随之展开了它启蒙的文化实践;救亡的政治斗争实践;发展小说自身特性的文学实践;逐步建立了现代小说批评实践性品格.     

启蒙、救灾、救亡、新生的多重变奏——现代黄河诗歌的嬗变特征与文学文化价值研究

现代黄河诗歌是现代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构型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表征中华民族心理与精神的现代流变。现代黄河诗歌创作呈现救灾、启蒙、救亡与新生多重主题,其发展经历了阶段性嬗变：全面抗战前的救灾哀歌,引起启蒙怆痛与救亡焦虑;全面抗战时期的救亡战歌,振奋救灾热情并拓展启蒙内涵;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生欢歌,促使救灾、启蒙与救亡话语合流。现代黄河诗歌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融通,将黄河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国运之河与希望之河。现代黄河诗歌作为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自信。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由于对重大主题的漠视或回避,双重变奏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混乱。因此,要回顾和总结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主题更为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历史留下的印迹非常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     

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我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四阶段论"

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20世纪中国文学先后掀起了四次文学潮流,即"清末民初启蒙主义(思想)改良主义(语言)文学新潮"、"五四新文学潮流"、"工农兵文学潮流"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潮流",彼此各有特点而显出其不同的阶段性,但都共处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之中,有着共同的对于科学、民主和人的解放不断追寻的现代性特征;其中"五四新文学潮流"及其传统的接续,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革命意义,不仅规范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也标示着它启蒙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性质.回顾一个世纪的文学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源于启蒙,兴于启蒙,衰于脱离启蒙向"政治文学"的演变;取得经验教训之后,最后又回归启蒙,复兴于启蒙和科学民主的继续追寻.这样看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能深刻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及其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其主体倾向和基本性质,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大大深化一步.     

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

本文从词源学意义上追溯"启蒙"在中西方文化源头上的差异,辨析作为历史现象的中西启蒙运动之异同,并将18世纪"什么是启蒙"问题的提出,到20世纪对启蒙本质的追寻和反思作一勾勒,抽象概括出"自主质疑式"的启蒙辩证思维。又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启蒙高潮为例,分别从求同的思想史视野与求异的文学史视野论证了启蒙与文学应彼此沟通,互为方法。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鲁迅“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

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文论是在救亡的逼迫下产生的,它既承担着立人的目标,又肩负起救亡的政治任务,由此形成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表现为:文学功能的纠结、创作主体的纠结、革命文学评价上的纠结,难免启蒙路线与政治担当的两难抉择,不能完整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与超越性.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李新宇在《学术月刊》1999年第 10期撰文指出 ,自 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 ,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 ,“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事实上 ,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 ,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存在着三种核心意识 :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 :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 ,…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

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启蒙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启蒙 ,同时也包括社会主义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 ,社会主义启蒙取得了最终胜利。 2 0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主义启蒙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启蒙历程包括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四个发展阶段 ,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联系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成为可能。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无论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还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爱叙事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性爱意识的解放常常是思想文化嬗变的催化剂.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而由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引发的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又毫无例外地被转述到纵情"声色"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以"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性爱文学为聚焦点,先对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整体创作概况进行历时性的审视,然后在共时态的层面或共通性平台上将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予以审美类型化的辨析,试图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发掘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评张俊才、李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张俊才、李扬合作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一书,堪称力作。该书的学术价值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我更为看重的是充溢在全书中的“让历史与现实对话”的精神。 《主潮》一书依次论述了20世纪出现的如下七种文学主潮:世纪初的新民文学主潮、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主潮、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潮、40年代的救亡文学主潮、新中国成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关于五四运动意义的文化分析

从历史的表象看，五四运动无疑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此，认为五四运动仅仅是为了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或者仅仅是诉诸人的解放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涵盖历史本身。当然，说五四运动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两重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对等的地位，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历史的主题。从文化系统的实际状况和历史条件看，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启蒙是服务和服从于救亡的。因此，在五四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说虽然全面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两重意义，但把二者并列对等起来是不甚妥当的。本文认为，可以把五四…     

科学之于文学：“抗拒”抑或“接纳”?——论浪漫主义与自然科学之关系及其他

经历了17、18世纪自然科学与理性精神持续发展与张扬，19世纪浪漫主义以反叛现代文明的姿态应运而生，以文学“革命”的方式向艺术本位复归，其主要目标是让文学从科学理性、社会政治理性及功利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因此，浪漫主义与生俱来有抗拒科学与理性的一面。但是，浪漫派又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同程度地肯定其积极作用，并从中汲取知识、方法及理念，借以激发艺术灵感、更新创作题材与技巧。在此意义上，科学助推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浪漫派与科学有难以割断的精神联系；它对启蒙运动造成的科学与理性崇拜予以反拨，并朝着张扬人的感性本质的方向发展，使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在另一层面上得以延伸与发展，而且一直延续到唯美主义等19世纪末的文学及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中。西方文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科学之于文学是抗拒与接纳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