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制度浅析

我国历代政治制度,几乎皆相因袭。自秦以来,各朝国家之政体同属专制,然其治道与政风不同,得失利弊各异。有明一代封建专制已至颠峰,其政制与政风概而言之,则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其所创设的以“私臣”治国的“内阁制度,是这一时期国家体制的集中表现。关于明代“内阁”制度,历来论者持议常居两端、鲜能趋于一致。拙文试就其创设过程及因之而生成的明代政制的两大弊害论述于后,诚为抛砖。     

翰林院与明代政治探究

翰林院在明代政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翰林院和内阁的关系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内阁是在翰林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发展,逐渐摆脱了翰林院的限制,发展成内阁的储相之所,内阁学士是翰林升迁的主要途径和出路。经筵日讲是封建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翰林官为皇帝讲读经史,阐析文义,剖析朝政,从而影响到明代的政治。     

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明代监阁体制探赜

明代中枢政体经历了从“六卿分职”到“监阁共理”体制的嬗变。司礼监与内阁于颉颃制衡中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了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但这种“监阁共理”体制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在体制的动态运作中,由于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明代相权于司礼监和内阁间的游移,以“监阁迭相”的方式发挥其“内外相维”的政治功能。这种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明代“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从而确定了明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论明清内阁制度形成的集权与有限分权

内阁是明清两代设于内廷的一个重要中枢辅政机构，在内阁的孕育与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统治者皆施行向上集权和向下分权的手段，以达到君主的绝对专制与宰辅集团的分权制衡目的。在高度集权之下，有限分权还有其必然的原因与合理性。     

明代北京行部与行在六部考辨

明初在北京设置行部，代表中央直接管理京畿，其与行在六部和中央六部之间存在既相互联系又各自不同的复杂关系。前人因对北京行部认识不清，产生种种误解，甚至明代基本文献或史作，也常常把“行部”误作“刑部”，或者误以为是行在六部的别称，以讹传讹，贻误至今。北京行部本质上是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与各布政司同级；行在六部属于陪伴皇帝出巡的临时中央机构，与南京六部并列。二者并不相干。     

范仲淹集团“朋党”问题辨——以腾宗谅事件争议为例

“朋党”问题在宋代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宋仁宗景祐年以降,关于范仲淹集团的“朋党”纷论为一时之湖.本文将焦点集中在庆历年间引起朝廷激烈争议的腾宗谅事件与范仲淹同仁的联系上,意在以滕宗谅事件为平台,着力对事件发展过程中范仲淹和同仁的观点与作为展开细致梳理,对事件有关联作用的其它因素特别是宋仁宗的态度进行深层次触摸,目的是辨识这一时期反复出现的对范仲淹集团的“朋党”之斥是否为公正之指陈.本文认为,范仲淹及同仁确有集团意识,但是其行径无“朋党”之迹.     

洋务运动和晚清中央国家机关的演变

一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主要有内阁、军机处、六部、理藩院、翰林院等。其中,除军机处和理藩院,因当时军事和管理蒙、回、藏等族实际需要,而先后设置外,其余基本承袭明制。而重视对于社会发展并无实际意义的封建礼仪之“虚”,轻视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实际意义的工商之用之“实”的特点。内阁职掌的重要内容是:“厘宪典,议大礼”;军机处职掌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论明代翰林院

翰林作为一种官制，始创于唐代中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明代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洪武年间废除丞相制度，永乐年间建立内阁制度后。而自内阁形成之初，翰林院与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对明代政治产生影响     

民初政党报刊与政制之争

本文通过民初兴起的政党报刊对民初内阁制与总统制、政党内阁与超然内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等重大政制问题的论争，分析民初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考察民初的阶级关系和政党关系。     

魏玛共和民主的专制机理

“魏玛共和民主” ,其实是一种并没有根除专制的民主 ,是一种以“共和民主”掩饰着的专制。“十一月革命”并不是经过充分酝酿的革命 ,“共和国”并不是“旧专制”下的某种成熟的革命形势的自然产物 ;魏玛宪法从法学的角度讲可谓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 ,但实质上不过是旧专制的护身符 ;“总统内阁”制的实行最终导致了共和国历史的终结、专制德国的再生     

明清科举制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

明清科举制的发展,与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结构的需要是密不可分的。随着专制统治的强化,科举制的发展反过来也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明初,朱元璋分析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是:“贵戚擅权,奸邪竞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耻,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率不可救。”有鉴于     

论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王霸之争

西汉在政权建立以后，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六、七十年的探索和论争，直到西汉中期才将儒家思想学说作为统一意志加以实施。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礼乐”理想代替了“秦余”制度，而是以“霸王道杂之”形态出现的，于是儒生为了心中的“王道”理想又开始了与文法吏的新一轮论争     

评《牛僧孺年谱》

评《牛僧孺年谱》张固也朋党之祸，最著者为中晚唐之“牛李党争”。当时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宋有“牛党多小人”之旧论，近出“李德裕无党”之新说。以致学界于“牛李党争”一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丁鼎教授《牛僧孺年谱》（２１万字，辽海出版...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明代锦衣卫权势的演变及其特点

清初人士曾说过:"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揭示出锦衣卫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对于厂卫关系,通常认为:"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弱则卫权反气凌其上."可是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就明代锦衣卫的权势演变来看,两百余年间,时敛时张大体可分为六个时期.其权势的消长主要决定于明代帝王对它们的宠信态度,同时,统治集团各派政治力量以及厂卫掌权人物的才干、能力也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论厂卫关系如何,在明代二百余年的统治中,锦衣卫始终是帝王控制朝政百官的有力工具,起着维护封建专制政权的重要作用.     

张居正改革中值得重视的几个方面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湖北江陵人,是明代后期一位有作为的政治改革家,被进步思想家李贽称为“宰相之杰”。他为了挽救明朝的危机,于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以裕王(即穆宗)讲官的身分进入内阁后,次年,便上《陈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政见。公元1573年(万历元年)神宗即位,他出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前后当政十年。在此期间,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究其奥妙,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昙花一现的清朝“养廉银”

倘若没有一整套合理的监督机制,权靠官吏在丰衣足食后以道德自律,达到廉政的目的,就只能是一种幼的幻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明亡的教训,总结了历代封建专制干朝的政治经验,在入关之初,对明朝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清以都察院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执掌对各级官吏的监察与弹劾,并可对皇帝进行规谏。都察院内设“六科”,分别对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进行监察;十五道,分别对各行省“巡分抚绥”,“澄清史治”,以为“天下之耳目”。除此之外,各省还设有布政使、按察使和提督学政,分别对地方民…     

论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终结的原因

18世纪后半叶,乔治三世通过强化君主权力、建立“国王之友”内阁,从而确立起个人专制统治.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在英国遭遇到各界的质疑和反对.威尔克斯事件的爆发、伯克等人的批判与乡绅请愿运动的兴起、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及其对英国的影响,从不同层面冲击着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统治,最终促使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统治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