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

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李怀亮钱振文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存在着古典主义的批评倾向。从“学衡”派到“新月”派再到“京派”,虽然这些流派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目,但是其总的倾向还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主义倾向。本文...     

晚清至五四文学观念的演进

本文试图从晚清至五四文学观念的发展中,辨析现代文学观念在其发生期演进的轨迹,以期把握现代文学观念整体中的一些内容和方面。 一、对文学功能的认识 晚清文学观念的主流是文学功能观念。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说,清末进步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用“载道”来概括晚清文学观念也许失之简单,但是推重文学功能、特别是文学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确实是晚清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主导倾向。     

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人们对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品格,也即“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持有不言而喻的肯定态度,但究竟什么才典型地体现着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品格?许多研究者都觉得十分茫然,即使摒除意识形态关碍之类的因素,人们似乎也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缺乏信心.夏志清在他那部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论及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品格,但对于这种品格的内容却完全放弃了阐解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不过是因为它宣扬进步和现代化不遗余力而已.”这种毫无创见的同义反复对先驱者们已跃跃欲试地加以探讨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品性话题实际上起了某种语义上的颠覆作用.许多有关这一话题的语焉不详乃至似是而非的“论证”,都不同程度地起着这样的颠覆作用.其中包括一度非常流行的将中国新文学     

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分别拥有过不同的中心点,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历史地位是十分稳固的,因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不应该忽略上海的地缘因素。上海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气息、风貌和特质。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基本意义,在于它体现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代表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反映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这些特定的因素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学呈现出了它所特有的自然质地、基础形态和发展模式。     

1917—1927: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初步确立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已经确立 ,其标志是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大量输入 ,形成了各具特色与批评个性的批评家与批评范型 ,即周作人“自己园地”的“趣味说” ,沈雁冰的社会历史批评 ,成仿吾的不断“反省的批评”以及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 ,这些批评范型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格局 ,表征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立。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意识的演进

王尔德的悲剧《莎乐美》在中国上演后 ,引发过梁实秋与田汉之间的一场论争。论争的主要焦点 ,是如何看待《莎乐美》所携带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梁实秋不仅意在批评王乐德与剧本 ,更是要通过批评进而“清算”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如果说 ,田汉代表着陈独秀以来新文学中“主流”的声音 ,梁实秋则代表的是新文学中“非主流”的声音。梁实秋的某些说法及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有倾向性的介绍 ,是对《莎乐美》携来的“新道德”的一种质疑 ;同时 ,也是对中国“摹仿”者的一种提醒———一种以“非友善”面貌进行的有益的提醒     

赵树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赵树理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理性沉思:论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最活跃、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它先后经历了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解构,恢复了人性写真和悲剧精神,最终以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过渡,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接的使命。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

本文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间的关系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文学史的角度 ,确立了“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 ,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三种主要民间理念 ,即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 ,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观 ,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民间观。这三种民间理念在不同历史情境和不同作家创作中又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 :一是丰富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 ,带来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 ;二是意识到“民间”是新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 ;三是为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澳门文学的四种传统

澳门文学在发展历程中有四种文学传统:中国古、近代文学传统,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传统,中国当代文学传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本文结合澳门文学发展状况和澳门作家创作倾向,探讨上述四种文学传统对澳门文学发展的浸润和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空域概念,但当我们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话题时,作为地域空间意义和民族涵盖意义上的"中国"常常被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在空间上覆盖现代历史时期的整个中国,这是汉语新文学之所以用语言形态取代国族定性的原因。"现代"概念无论是对文学性质的标示,还是仅仅指时间性,都充满了争议和纠结,汉语新文学则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新与旧,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对明确。"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也包括非文学话题的批评性写作。批评性写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扬光大,却在更为广大的汉语新文学地区延续至今,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宽文学的内涵。     

大众化·民族化·现代化——茅盾在“民族形式”论争中的理论见解

<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40年前后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不容忽视的。这场论争的参加者之多,涉及面之广,以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文学形式问题所达到的理论高度,都是前所少有的。可以说,作为一次文学运动,这是我国的文学工作者适应现实和文学发展的需要,朝着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学这一宏伟目标所迈出的第一步。在这场论争中,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意见,不仅深入地论述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而且进而论述了文学的民族化及其密切相关的大众化和现代化问题。茅盾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对于开创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建设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也不无启示意义。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理性与秩序:新月派的文学观及其意义

新月派的文学观一向被视为浪漫主义,这种相沿成习的看法其实并不确切。作为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群体,反叛浪漫、抨击感伤才是“新月”之所以成“派”的凝聚点和粘合剂。新月同人一致的文学理想是以理节情、追求秩序与规范,表现出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在激烈变革的现代中国文学中显得格外醒目。新月派的文学观具有向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回归的倾向,同时又契合了世界现代文学放逐抒情趋于客观、克制的发展态势,对当时激进的主流文学起着制衡作用。     

论《雅舍小品》的审美风格及其在中国大陆的接受

梁实秋《雅舍小品》的写作是他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创作的一种转折,但梁实秋又在这些小品散文中,将自己反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古典主义文学倾向、对理性与人性的推崇以及反对文学太贴近时代等主张,融化到雅舍小品乃至其它散文的写作中,形成了不同于新文学主潮的独特的审美风格,但是这些小品在许多方面也背离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艺术张力。而中国大陆清理阶级斗争为纲而呼唤大写的人、跳开现实的直接性而“寻根”以及90年代的随笔热,正是雅舍小品展现艺术魅力的文化土壤。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