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的转换

科学思潮是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转换的时代因素.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诗歌诗思由重直觉性向情与理相结合转变,由倾“虚”向倾“实”转变,由偏于“字”思维向偏于“句”思维转变.探究科学思潮对新诗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诗歌的理解,因为科学思潮对诗歌的影响并不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汉语诗歌又面临着科学的再一次冲击.现代科技对诗歌创作又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历史语境中科学思潮与现代诗歌密切关系的分析,不仅能从发生学的角度上探究到新诗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洞察到这种变化对新诗形式选择的直接影响,而且对于理解当下诗歌的流变及其形式选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新诗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与本体指向——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以新诗研究中少见的问题意识,从现代汉语、现代语境与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相生关系出发,探究百年中国诗歌演变的本体问题,打破了以往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和写作模式,实践了诗歌史写作在问题意识和本体指向之间的平衡.     

新诗的历史构想与20世纪中国诗歌的关系

新诗的历史构想,是新诗的写作者和理论家们对新诗在文体特征、具体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设想、期待和想象.这些构想描绘了新诗的理想形态.尽管关于新诗的构想已经成为历史,而且自身也是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对后来的诗歌写作和批评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至关重要.它们引导和制约着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作为诗歌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新诗的评价.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20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

语言问题是 2 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围绕着中国新诗语言这一总的论题 ,有三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 :第一 ,就新诗语言资源而言 ,如何在白话与欧化的历史两难处境中寻求适于新诗语言的内在资源 ;第二 ,就新诗语言质地而言 ,如何在古典与现代的现实张力中 ,在二者的差异性和延续性中摸索到促动新诗语言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基质” ;第三 ,就新诗语言风格而言 ,如何在实行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双重超越后 ,构建符合新诗语言特性的多样化风格。它们构成了探究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元问题” ,所有关于新诗本质的认识、关于新诗特性的悟察和关于新诗整体成就的评价等等问题 ,都可以此为基点得以展开     

新诗标准的现代性建构及其反思

新诗标准问题是百年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从现代性维度来看,其标准的形成在现代性中遇到了挑战,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范式之间的冲突,新诗审美价值取向的摇摆等多种因素,都对新诗文体规范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是新诗现代性本身的后果之一,也是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方面.而新诗标准和文体规范的建构,需要在"新诗标准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系统"、"新诗标准建构取决于诗歌审美价值标准"、"新诗标准建构需要直面现代性的反思性"等几方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     

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新诗的电视传播

电子传媒时代新诗与电视的结合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新诗借助电视通过朗诵欣赏和改编制作进行传播,具有声像化、立体化和非语言传播的媒介特征,以及与新诗固有的建构形式相关的独特特点.从接受来看,新诗的电视传播产生了具象化与抽象化、大众化与经典化以及公共性与个体性三大悖论,利用好这几对富有张力结构的悖论,对拓展新诗传播渠道,提高观众艺术品味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先行的后遗症——再谈胡适及其白话新诗理论

胡适引领的白话新诗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伟大的基业，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胡适在白话诗歌理论和艺术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也给新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致使今天仍然有人认为白话新诗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对胡适白话诗歌理论中存在的理论先行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做一番探究，以期对胡适及其首创的白话新诗理论有更为深入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分行:新诗形式革命的反思

分行是现代新诗形式变革的重要成果.在新诗被介绍进入中国一百年之际,梳理新诗的分行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新诗的分行与古体诗的"顿"有相似之处,但分行比"顿"形式变化更加丰富.新诗分行的分析可以从怎么分、 分几类,以及分的作用,即标准、 分类及功能等三个方面来讨论.新诗分行的标准是情绪和节奏;分行的类别从手段可分为段内分行和跨句分行,从目的上可分为规律分行和无规律分行;新诗分行的功能可分为构成特定的格式和形成特定的节奏.通过对分行的讨论,可以加深我们对新诗形式变革的认知.     

情绪 真率 音乐——郑振铎对新诗路向的追求

郑振铎是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之一,集论、创、译于一身.他的诗论丰富、深刻而富开创,是新诗史上重要的文论,涵盖了新诗的本体论、创作论以及新诗的鉴赏和批评等主张.情绪、真率和音乐美是郑振铎新诗本体论、创作论与审美标准的内核.     

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意象的风景——论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

本文以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为整体考察对象,界定了题咏新诗的内涵与外延,描述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的价值取向和意象形态变化,并对21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走向做了合乎情理的预测.     

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

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知性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知性新诗借助"现代解诗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传播劣势.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新诗试图通过与影视媒介的联姻突出重围.与易懂易诵、轻快明朗的抒情诗相比,知性新诗在视听传播的范式转型中更易受到忽视和遮蔽.这与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定位和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知性新诗的视听传播应当成为诗学界和电视文艺界关注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十四行诗与中国新诗体系的历史建构

十四行诗是诞生在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诗体裁,在13世纪形成了严谨的格律和固定的格式.在意失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使得十四行诗成为一种跨域传播的世界性诗体.十四行诗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经过新诗运动先驱们在新诗创格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十四行诗演变出多种中国式变体.中国十四行诗延展了新诗的诗行结构,拓宽了新诗的用字规范,丰富了新诗的音韵模式,为建构中国新诗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新诗能向古诗学什么

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原因在于它涉及新诗发展的方向.不管怎么说,传统是不能割断的.新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其合理性,但新诗由于对西方诗的盲目崇拜,又走上了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道路.新诗的西方特征表明新诗存在对于中国传统的学习空间,而新诗能向古诗学习的地方正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诗相比独特的地方.一方面,中国古诗由于"兴"的神奇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又使中国诗对自然采取平视的态度.这都是新诗首先应该向古诗学习的地方.     

"重估一切":初期新诗的语言表述考察

初期新诗是汉语新诗的最早形态,其语言内质是后来任何一种新诗语言形态的必然追溯,因此发生学的意义大于本体论的意义.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是,导致初期新诗语言繁乱的主要原因.初期新诗很好地完成了告别传统语言表述形态的任务.     

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中国当代新诗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其语言、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诗歌创作上自由性、随意性和口语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讨论、研究,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其地位也在滑落;诗人、读者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创作与阅读的困惑、创作与审美的困惑以及艺术标准失范的困惑;中国当代新诗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诗性本质的回归.     

鲁迅早期新诗解读

鲁迅早期新诗数量很少 ,但是意义和价值独特。由于创作手法和风格多以形象比喻为主 ,意象丰富而不确定 ,加上历史时空带来话语空间的不同和许多隐含的信息 ,增加了解读的难度。本文拟通过具体分析鲁迅新诗的创作意象、创作手法 ,探究其意蕴内涵 ,描述其风格风貌 ,探讨早期新诗在创作中的价值定位及在现时的生命意义     

郭沫若新诗成败初探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作.如果从他自己记忆的"最早的新诗"——写于1918年的《死的诱惑》算起,到1965年写的《红领巾的宣誓》为止,他足足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诗,出版了十几个诗歌结集和选集,计收新诗五百多首.他的这些新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里所谓的"影响",是包含着好、坏两个方面.平心而论,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是有得也有失,有成也有败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史家、新诗批评家、郭沫若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辞地颂扬他的成就.能够象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那样,尽管是委婉地、却也是尖锐地指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缺陷的,还是不多     

歌谣性质讨论与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实践意义(1917-1937)

歌谣学研究伴随新诗同时起步,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是在文学化与社会化,欧化与民间化交替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自我完善的.20年代,歌谣学运动本着建设新文学的目的,认为歌谣是诗,是新诗可资借鉴的民间资源.30年代,新诗大众化推动歌谣学运动再次兴起,促使业已取得了独立诗学地位的自由主义诗派不得不从诗歌本体角度捍卫新诗的价值.两次歌谣性质讨论也进一步促进了新诗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新诗实践也证明了新诗歌谣化之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