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基层民主的本土化累积及创造性转换——以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理论为视角

浙江基层民主发展,结合了地方性的特色,在实践中创新与突破,创造了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治理文本,不仅提升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创新能力,而且丰富了基层民主治理的形态。本文借助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审视浙江基层民主的本土资源的累积与创造性转化,并对浙江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创新给予一定的解释与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强大生命力的生成逻辑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依据所谓威权主义理论来预测中国制度即将走向崩溃,意在论证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说辞恰恰说明这些学者不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质和显著优势,不理解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因此"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强大生命力的生成之所以具有合理的逻辑,就在于其真正的民主性、内生成长性、持续发展性、应对风险的韧性和坚持的物质性.在世界局势深刻动荡的背景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论村民代表会议与"先富群体治村"——民主制度建设与精英治理的平衡

"先富群体治村"是近年来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精英治理格局的回归,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和实践产生了紧张,折射出民主治理与精英治理两种模式问的张力,矫正"先富群体治村"趋势、消除民主参与的结构和观念障碍,需要在制度建设上着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村民代表会议是践行民主治理原则的载体,亦是平衡"先富群体治村"现象的重要机制,但它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规范.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民主创新: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机制的一种阐释

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与民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来看,基层民主创新的根本目标范式是治理导向的强民主.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机制是以基层党和政府的民主创新为主,以公民自主参与能力的提高为辅.民主创新要尽量在体制内寻找空间,激活体制内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保持旧体制与新机制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不盲目追求重大突破;以技术性变革促进体制性变化;民主形式的选择要注重实用性和多元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中央为承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作为一种内生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政治实践中的本土化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本质和功能上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和提高人民民主质量。依托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现阶段公共事务治理中显示了巨大的民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民主逻辑、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广西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拓展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

近年来,广西人民政协完善了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等既有协商形式,创新了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平台,开辟了网上提案、网上议政、网上论坛等网络协商民主实现形式,但也暴露出发展后劲乏力的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形势下,广西政协协商民主实现形式拓展需要结合广西实际,融入"国家治理"理念,重塑广西政协既有协商民主实现形式,强化广西政协协商民主平台的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广西政协网络协商民主实现形式拓展。     

论萨托利民主思想的“价值与事实”二元要素

作为一名保守自由主义者,萨托利认为,民主"价值与事实"之间关系的混乱是民主观混乱的原因之一,要真正地理解民主含义,必须区分民主思想的"价值和事实"二元要素,并阐明两者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价值民主和事实民主两者的张力和统一才构成民主的完整含义。     

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及其解决

在全球政治时代,自由与民主已经成为被普遍追求的理念和价值.然而,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原则.由于国家间权力的不均衡,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全球民主治理体系.虽然现阶段的全球民主具有某种缺陷,但它仍然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观察者能够更好地审视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半外围地区的全球制度创新、全球机构改革以及跨国社会运动的分析和反思,可以探讨建立民主、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民主社会运行中的宗教价值阐释

在现代社会,民主是超越民族国家与各种不同文化界限的普世政治价值.但民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限制,如民主的价值导致个人地位的绝对化,民主给少数人假借民意独行专政的机会,导致所谓"民主的暴政".而宗教能够为民主社会的发展提供伦理资源的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分担政治治理的压力.但宗教对于民主社会的发展既有功能担当,又产生负面影响,而宗教积极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政治以怎样的态度评判宗教,更取决于宗教将何种价值观融入政治活动领域.     

论邓小平民主治理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深化了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确认了民主治理的根本理念,并以发扬经济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法制建设发展法治民主,作为民主治理的具体实践,从而形成了我党民主治理的基本理论,也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导向与优化路径

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有力证明,是有待持续深化探索的重大实践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制度有效性、运作有效性和匹配有效性前后相衔、耦合互动的基本逻辑,旨在充分保障人民“全过程”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在国家治理中持续高效释放民主制度体系所蕴含的有利作用和正向效果,向民主治理的预期目标不断迈进。人民实质参与广泛、民主治理能力提升、民主制度运作高效及民主治理绩效优化,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转化释放的内在要求与实践导向。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不断激发民主治理动力、拓展民主治理时空、完善民主治理模式、优化民主治理生态,将民主制度优势更充分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效能治理中开创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寓协商于选举：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创新

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将协商寓于选举之中，实现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形式互嵌”,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与价值，是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成果。“寓协商于选举”就是在充分认识选举民主罅隙的基础上，将协商民主引入选举民主，在“有事好商量”和“最大公约数”中广泛凝聚共识，防止由单纯选举民主可能引发的社会撕裂；同时，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结合也有利于提升协商民主的效率。作为中国式民主的创新性探索，“寓协商于选举”体现出中国式民主建构的基本方法论：民主建构要基于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并以系统观念推进民主建设。总而言之，“寓协商于选举”平衡了民主的不同结构、凸显了民主的各项功能、展现了民主的治理绩效，开创了民主的新型实践形态。     

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     

温岭基层民主建设规律探要

温岭民主恳谈会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功 ,“温岭模式”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 :温岭民主恳谈会深植于温岭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 ,具有内生性根源 ;它蹈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在其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 ;它依椐民主政治建构和运行的基本要求 ,把治理和自治有机统一在一起。认真总结和深入探索温岭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商谈民主: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的分歧

商谈民主反映了西方民主理论正在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向"以对话为中心" 的民主理论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对古希腊的民主模式一种回归,风险共同体是其存在的共同场所之一.不同理论家对商谈民主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分别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建构了商谈民主的思想,他们对商谈民主的场所、程序和商谈结果等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连同其他一些问题成为商谈民主理论家们还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州基层的实践探索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和命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扎实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在党建引领上,实施党建网格与社会治理网格融合发展,推动党员下沉一线服务;在依法落实基层民主选举上,贯彻基层人大代表“两升一降一保证”,扩大代表覆盖范围;在民主协商上,全国首创“有事好商量”民主协商平台,推动政治协商与民生协商向基层前移;在村（居）治理上,完善民主治理机制,提升群众共建共治效能。广州基层民主建设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以完善制度闭环建设为目标,精准聚焦和解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现代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     

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美政治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民主维度的思考

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美的政治进程陷入了民主崩溃与重建的循环困境之中。这种状况是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拉美的社会经济现实和拉美政治传统综合作用的结果。要走出上述困境，拉美各国应正视自身的政治传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社会公正。事实上，拉美已经在民主巩固方面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拉美民主的前景值得期待。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