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格局与“三国干涉还辽”——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历史个案考察

"三国干涉还辽"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俄、德、法对日干涉不仅仅只是出于自身在东亚的利益考虑,而更多是和当时的欧洲格局密切相关。当时的欧洲格局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严重制约着俄、德、法三国共同的对日干涉行为。因此,可以把这一事件置于国际关系史的视野内,运用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其进行因果性的历史个案考察。其中,俄、德、法三国与日本在东亚的冲突博弈属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单元层次原因,而欧洲格局则属于更加重要的结构层次原因。     

"三国干涉还辽"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为阻止日本吞并辽东半岛，联合法德两国出面干涉。日本知难而退，放弃辽东半岛。这一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斗争趋于激烈，同时也给远东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变化，日俄争夺东北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李顿文件》所见之李顿中国之行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变真相 ,这是 1 93 0年代初远东危机中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国联调查团团长英国人李顿在华期间 ,给其家人写了大量信件 ,并记有日记。李顿的这批私人文件总计约合中文 80 ,0 0 0余字 ,记载了李顿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看法 ,以及他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和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谈。与公开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比 ,它对了解国联调查团尤其是李顿的立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傅斯年与《东北史纲》

傅斯年以"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激情,忧心如焚地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从历史事实上还击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说,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提供历史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价值。但因为属于急就章,文中内容有易被人指摘之处,出于与日本学界争胜之念,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     

1895—1903年俄国远东政策和实践的演变

19世纪90年代以后,俄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从巴尔干和中亚转到远东,其目标是争夺远东霸权。俄国利用三国干涉还辽的外交成功,实现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并随之调整了远东政策,于1895—1898年间对中国以经济渗透为主,推行"和平征服"政策,把在华势力范围由中国东北北部扩展到东北南部。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企图独霸,俄国远东政策由"和平征服"向"武力压服"过渡,并由此出台了"新方针",逐步走上"强硬"政策的冒险主义道路。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导致日俄战争的爆发。从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的结果看,1895—1903年俄国远东政策和实践在总体上是失败的。     

"以夷制夷"政策的再次实践——《马关条约》前后清廷为保台湾的外交努力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日本割占台湾的企图昭然若现,从"三国干涉还辽"中看到希望的清政府为保台湾采取的外交努力,依然是遵循"以夷制夷"的思想主旨,寄希望于英、俄、法、德等国对日本的干预.但事实告诉世人,"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的清廷外交政策,并不能够挽回台湾被割占的命运.     

人道军事干涉适用国际人道法所面临的困境

随着民族、宗教等矛盾引发一个国家内乱或内战现象的增多,国际社会拟对其进行干涉的需要和压力也不断增加.然而,人道军事干涉在适用国际人道法时还面临诸多困境:人道军事干涉的政治性特征无法满足国际人道法的"人道化"要求、人道军事干涉有违国际人道法之人道救援中立原则的情形、人道军事干涉的商业化特征使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复杂化、现代战争的高科技特征使得人道军事干涉很难遵守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的严重滞后性使其对人道军事干涉的规范目标可能落空.     

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干涉”概念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干涉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学者们对"干涉"概念内涵的争议一直倍受关注。虽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人们已经接近达成对干涉概念的定义的普遍共识,但追求一个更加严格、科学、专业、准确的干涉定义的任务仍未完成。当前,对于变化着的国际格局的讨论,更加要求人们明确干涉概念的含义。     

西班牙内战期间英国"不干涉"政策浅析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与德国、意大利积极援助佛兰哥叛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法国对内战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由于当时法国缺乏独立的政策,英国对内战的政策的影响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各自对国际形势及本国根本利益的判断,英国的外交政策与佛兰哥的外交目标之间形成了结合点.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仅与德、意的干涉政策一起直接促成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垮台,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间接地对苏德谈判的成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人道主义干涉的历史进程评析

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渊源。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人道主义干涉理论都在力图论证干涉行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相关的实践仍然充满了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实施干涉的动机、过程和效果等方面。通过对其历史进程的考察可以发现,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和实践同特定时期的国际政治因素关系密切。冷战后,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相对增强,人道主义干涉更有可能被其用于改变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石的当代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