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恩来与中日关系

1972年,周恩来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努力和杰出贡献:要求日本克服错误倾向,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引导中日往来趋向广泛,从中日关系看中国和世界。所有这些说明,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面对历史与放眼未来的结合、抓好局部与把握整体的结合、坚持原则与懂得灵活的结合。     

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转型的思考

进入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中日关系处于关键的历史的过渡期和转型期，进入了一个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时代。影响中日关系曲折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政府谋求政治大国的强烈愿望与“联美抑华”的战略选择；日本对“东亚地位”动摇的担心而误读中国，进而放大“中国强大”的消极后果；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进而加剧中日两国间认同对立等等，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双方必须具备与时俱进、寻求双赢的气度，努力寻找和扩大两国利益的交汇点。     

中日安全困境解析

安全困境是现实主义理解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概念,其生成既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国内政治和决策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中日安全困境的成因在于中日之间权力对比状态的变化、地缘战略利益的争夺、国内民族主义的困扰以及美国域外霸权的催化。中日安全困境的出路在于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增强政治互信和构建安全合作机制网络。     

金融危机下的中日经济关系探析

分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同处东亚的中国、日本两个贸易大国的经济关系产生的巨大冲击，指出了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中日两国应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经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着眼未来，中日两国应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第二轨道"析论

"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它凭借非官方的身份及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第二轨道"的兴起是当代国际政治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国际政治关系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也有着优化国际政治关系、增加信任、缓解危机、推动国际政治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实践意义。     

走出中日关系的困境——兼论对日新思维

中日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的严峻考验,而地缘政治和不断加深的双边经贸往来,迫切需要新思路来破解"政冷经热"的局面。"对日新思维"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但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切实可行的策略。应当根据日本国民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加强信息沟通以摆脱目前中日互动的"囚徒困境"。     

《池田倡言》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池田倡言》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理论基础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包括生命尊严、非暴力、共生的思想和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池田倡言》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基本内容是提倡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展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还对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池田倡言》是富有远见、博识、勇气的倡言,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对于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现在和今后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研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与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命运昭示后人: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论当前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

阐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的由来,指出历史问题是由日本右翼势力及一部分右派政治家挑起的;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为何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强调了日本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只有认真对待侵略历史,真正反省侵略战争,才能取信于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使自己立足于亚洲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