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浊秽厕神与窈窕女仙──紫姑神话文化意蕴发微

为中国古代神话系统所特有的厕神，最初是东方农耕文明地肥崇拜的产物。其神位在六朝时期由男性后帝“转让”给侍妾出身的紫姑后，千余年间为民间所广泛信祀，成为漫长的封建时代婢妾文化的价值符号，但所享有的冷漠和诬枉实大于同情和尊敬。真正给予紫姑神祗以知己关怀的，是少数杰出士大夫文人，这既是由相对于封建君权的文人的准婢妾地位所决定的，又说明古代民间文化并非总是比士大夫文化更具有民主性和人道性。紫姑作为多位女仙的共名，还是两宋士人心目中真正的文艺女神，这多少可以修正有关对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认知。     

北宋时期的文化冲突与词人的审美选择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北宋时期词体创作的风格流派的形成与变化，认为北宋是封建政治经济从鼎盛走向没落的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学的正统文学与市民文学的盛衰交替的转变期，这对词体创作的影响表现为市民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新兴都市文化与传统士大夫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融合妥协，并推动了一些词派词风的产生与消长     

论辛派寿词中的抗金情结

寿词兴盛于南宋。辛派词人创作了大量的寿词,体现出一种共有的寿词情结。他们的寿词,或颂扬知己友人的德行才识,或表达对知己友人的同情与劝慰,或直抒一己的真实情怀,都联系着抗金复国这一时代主题,与一般士大夫寿词极言金玉富贵、互颂功德的主题倾向迥乎不同,体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莫友芝曾国藩交往述论

莫友芝、曾国藩交往备受世人关注。莫曾1837年京城订交没有任何功利性,纯属文人知己钦敬之交;1859—1871之交,莫氏成为曾府文化闲客幕宾,曾莫既是幕主与幕宾的主从关系,又是早年于京城订交的文人知己老友的关系。由于曾氏对莫氏的钦敬关照,所以莫氏晚年文化成就巨大,成为名传古今的西南巨儒大师。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元代题跋创作的继承与发展——袁桷题跋文创作论

从元人其创作观念入手来探讨袁桷散文创作，可以更好地发现元代散文的价值。蒙元对金、宋二朝的毁灭性战争使百年之文化累积受到重创，这导致了元代题跋创作的衰落。袁桷出身于宋末元初著名之文化世家，学术修养深厚，其题跋数量之多，质量尤臻上乘，代表了元代题跋创作之水平与成就。从袁桷的品题鉴赏性题跋和历史感慨性题跋入手，可看出其仍留有自宋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士大夫情趣。     

试论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学术思想、文化意识诸方面皆呈现出与宋前社会不同的特点,并为后世所承继.主要体现在封建租佃制代替庄园农奴制;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发生明显转化;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皇权--士大夫"体制取代"皇权--吏员"体制.     

“士为知己者死“辨

"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观念源远流长.在<史记>中,司马迁有意利用这种观念来传神人物、渲染情感,同时鉴于自己遭祸之时、亲朋不救的遭遇发出哀怨与激愤之辞,表达了对西汉时期人情伪诈、世态炎凉的深沉感慨.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精神的演变反映了在"人的觉醒"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孤独意识愈来愈沉重、人对知己的渴求愈来愈强烈的事实.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大学与创意城市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

大学与城市发展关系是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较为关注的共同学术命题.在大学与城市发展过程中两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共生关系,一方面大学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还承担着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不仅为大学提供办学空间、办学资源,还为大学提供广阔的创业就业舞台.同样,大学作为人才集聚场所,不仅承担着人才的培养,而且还承担创意城市发展的历史使命与担当.基于此,从共生背景、共生单元以及共生模式等视角,努力重组大学的学术组织,寻求大学与创意城市发展之间的均衡发展模式,探索并构建大学与创意城市发展的共生系统,从而促进创意城市和谐发展.     

论海外华文现代诗意义的传统与偏离特色

特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与现代处境,使海外华文现代诗在意义上,表现为以典雅传统内容为主的多元混成。不仅包容中华传统文化题材思想,还融入西方文化思想和本土的文化观念,使其内容在生存画面、人文心态、文化内涵以及精神底蕴等方面呈现为多元文化冲击下的二难困境以及为突破困境而作出的有前驱意义的世界视野的审美超越。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英译策略研究

全球本土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全球本土化背景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时，作为本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才能不仅不被淹没在浪潮中，而且能进一步彰显自己应有的地位是一个需要受到重视的问题。着重分析全球本土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译介的影响，对译者在非遗译介时关键性词语和信息的把握与处理提出建议。     

江泽民中外文化观评析

正确对待中外文化是江泽民文化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江泽民在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强调了一方面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大胆地借鉴外国文明,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文化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传统性别模式的阴阳之道

中国传统的性别关系模式,是社会性别制度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由一种男女共同认同的思想文化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最具阐释力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女性非但不是被排斥和敌视的对象,反而是那些具先知力的文化圣哲们构建的宇宙、人间秩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元。女性一方面也像男性一样被天命所笼罩,把自己低微的地位、卑贱身份和所遭受的不幸都归结为命运;另一方面,在阴阳之道强有力的解释中她们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又使她们哑口无言。     

英语学习者阅读理解能力与文化亲密度的关联研究

英语阅读者对所阅读文字的背景文化知识的亲密度会影响到英语阅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并且是一个重要因素.经过以测试文化亲密度为主题的问卷调查,将学生以文化亲密度高低为标准分为四组进行试验.发现英语阅读者对英语的理解能力与背景文化知识的亲密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开展阅读活动对促进阅读理解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起相得益彰作用的还是加强学生对背景文化知识的了解,以加深学生阅读英语的亲近度和亲密度,提高学生阅读英语的能力.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代视野下的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战略思想

在理论上,马克思的革命战略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基础上,世界视野内的以西欧发达国家为起点的革命互动论。而在实践中,则是建立在“战争和危机引发革命”基础上,世界视野内的以落后国家为起点的革命互动论。这一方面是源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和马克思恩格斯内心对社会主义革命渴求之间的冲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