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综述

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转变严重影响着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状况。今后２０年是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每年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总量超过８亿，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如此规模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新增就业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既有发展的优势，又是巨大的挑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中国成为 ＷＴＯ正式成员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意味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今后要更多地靠市场去…     

中国城镇妇女就业模式及相关的社会政策选择--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中国城镇妇女就业问题是伴随妇女从单一的无性别差异的就业模式向多样化、性别化就业模式转变过程中,发生社会政策失调的结果.妇女就业模式与许多社会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家庭政策等.解决妇女就业问题,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消除各种不利于妇女就业的观念和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也需适应妇女就业模式转变的趋势,对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     

中部城市就业紧缩中的行业替代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持续外迁,同时,城市就业紧缩,城市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本文结合武汉市20世纪90年代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通过引入差异系数等分析不同人群就业分布模式的变化趋势和劳动力市场动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行业分布和职业分布方面存在明显的分野,但竞争、替代、整合的程度越来越高。本文认为城市本地劳动力下岗、失业的原因,不应简单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到来或国有部门收缩等因素,更深层的原因,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创新能力等有直接的联系,区域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问题与区域间的产业替代,以及就业替代紧密相连,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城乡与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验证平台经济发展对多层面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行业和技能层面就业结构有显著影响。（2）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形”关系。拐点前,平台经济显著降低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术行业就业占比及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拐点后,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能行业就业占比和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3）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平台经济影响就业结构的机制中起中介作用。文章认为,应合理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配置,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建设多元化包容的人力资本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市场经济下老年就业与失业人口分析

本文认为，尽管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但由于老年人就业职业构成的特点决定，老年人就业不会对中青人就业机会造成威胁，老年人就业无论对社会还是老年人个人都有积极意义，应予以支持。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市场变化及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后 ,中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并逐渐形成了劳动市场。 2 0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解决了众多劳动就业问题 ,但因过去持续几十年的劳动力人口增长 ,未来劳动市场仍将面临供需矛盾和强大的就业压力。通过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预测 ,展望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     

产业智能化与区域就业质量——基于中国省域静态面板和空间面板视角

以智能技术和产业融合为表征的产业智能化改变了企业生产模式选择，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在分析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中国除西藏外30省份（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了区域劳动力就业质量，且在缓解内生性、替换关键指标及模型误设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分维度考察发现，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就业报酬并改善了就业环境，与“素质教育”类就业能力形成互补关系，但对就业保护力度的影响不明显。第三，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对高技术密集度以及高劳动者维权力度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但产业智能化对就业质量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应助推产业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并加强区域间智能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形成产业智能化协同发展机制，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中国中长期劳动力供需趋势分析

文章采用Leslie方法预测2015-2050年中国人口总量及其年龄分布结构．据此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力供给总量,根据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预测劳动力的需求总量,计算劳动力供需缺口。结果表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总量都呈现减少趋势,供给减少更快,2015年后,劳动力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供需缺口将长期存在并有扩大趋势。面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供需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与社会政策选择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就业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并且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仅关系到经济能否持续高增长,关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而且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解决,     

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研究

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衍生出多种新型就业形态,对就业技能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理基础上,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颁布的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构建了产业数字化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省际层面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效应。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提高了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均正向调节了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减弱了产业数字化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正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区外包水平会强化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全社会劳动力数字技能水平、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提高FDI和外包质量,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     

“金砖四国”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就业状况研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就业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金砖四国"城市化的进程不同,中国和印度处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就业结构明显存在着分布失衡和质效低下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作为劳动力大国,但远非劳动力强国,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显著落后于俄罗斯和巴西,应该在三次产业间和产业内进行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善劳动力素质结构,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赶超行为、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的数据分析

文章使用2001～2007年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赶超行为与要素市场扭曲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和要素市场扭曲共同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超常发展,并诱发有偏的技术进步,形成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最终造成经济快速增长而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检验结果显示,赶超行为和要素市场扭曲是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对不同规模企业就业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作者认为,应纠正经济发展中的赶超行为、缓解要素市场扭曲,以逐步实现符合地区资源禀赋的技术进步,最终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作用从而增加就业。     

隐性就业与就业管理

本文对隐性就业劳动者和原单位、就业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制度联系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认为隐性就业造成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分离 ,对宏观经济资源配置和劳动就业管理体制市场化、法制化具有消极影响。同时 ,本文结合当前实际 ,对解决隐性就业问题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提出若干可行的对策建议     

灵活性与安全性的两难抉择——OECD国家就业保护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文章主要回顾和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就业保护制度的建立及改革的历史进程。通过对这些国家在解决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过程中围绕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平衡对就业保护体系的各项改革分析,以及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为目标的政策研究,总结其得失成败,有助于我们认识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中良好意愿与真实效果之间的冲突,为我国的劳动立法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     

大连市就业状况及劳动力供求演变趋势分析

就业是当今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正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连市而言．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就业和劳动力供求趋势是政府和社会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统计资料．深入探讨了大连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发展趋势,指出,按目前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2015年前后大连将真正迎来劳动力短缺期,此后劳动力缺口将持续扩大。并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要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持续增长．今后大连市应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才引进力度,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同时加快科技进步步伐．全力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应对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技能与工作变动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