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康藏冲突后的中英涉藏交涉研究(1919—1921年)

1919—1921年的中英涉藏交涉,是近代西藏面临外来侵略以来,中国在涉藏问题上为数不多的外交胜利,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我们将英国外交部与印度事务部档案与国内公开档案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外交官在此次交涉中展现出了优秀的外交能力,充分利用各方博弈,最终挫败了英国重开谈判以逼迫中国承认“西姆拉条约”的图谋。因此,对这一事件的重新梳理与厘定,无疑能够为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的学习与研究添加新的内容,其史学价值如何渲染都不会逾越事件本身所能够指涉的范畴。     

关于“印茶入藏”问题

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前,中英两国政府曾就印度茶叶运销西藏问题进行过长期交涉。这一交涉涉及到维护我国在西藏的主权和抵制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等重大问题。辛亥革命后,英印资本家集团利用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将大量印度茶叶运入西藏销售,逐步占领了西藏大部分茶叶消费市场,给西藏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深入研究清末中英“印茶入藏”交涉和辛亥革命后印茶侵淫西藏茶叶市场的情况,对于全面了解英国侵略西藏的罪恶目的和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对上述交涉的起因、经过,以及辛亥革命后印茶占领西藏大部分茶叶市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作一简要论述。     

西姆拉会议破产后中英两国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

西姆拉会议破产后,英国政府曾经多次催逼当时的中国政府与之重开谈判,企图实现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变为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国的阴谋。但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英国在帝国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已经动摇,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精神空前高涨,迫使北京政府在就西藏问题与英国的交涉中,抗住了英方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有所恢复。本文利用近年新整理出版的中英文档案资料,对1914年西姆拉会议破产后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期间中英两国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英国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终于失败的原因。     

从重西北到重西南:清朝围绕治藏的筹边方略

清朝前期统一西北疆域至为重要,西藏对西北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西北边疆战略的重心。清朝奉行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方略,不仅是重要的治藏方略,亦是统一、治理广大西北地区的重要方略。晚清以降,西南边疆危机日益凸显,西藏对西南边疆的战略价值凸显。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清廷推行藏事改革,以巩固西南边疆安全。清末藏事改革体现出清朝以西藏为西北、西南边疆轴心的战略重心由西北转向了西南。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西姆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述略

导言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西姆拉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而又异常独特的会议。其重要性在于,英帝阴谋将西藏分为“内藏”和“外藏”两个部分,并玩弄花招,炮制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企图吞并我国一部分神圣领土.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不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恶化了西藏和祖国的关系,而且也给日后中国与印度两国关系留下了隐患.其独特性在于,西藏明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却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私下与英国代表草签划界协议。围绕西姆拉会议,出现了下列一些问题:英帝自始至终所扮演的角色是它自诩的     

蒋介石抗战期间应对西藏危机之策

1942年,英国唆使噶厦拒修抗日战略运输线——康印公路,擅设“外交局”,损害了中国主权和抗战大局.蒋介石启动了对藏军事计划,施压西藏地方当局,同时命令外交部与英国交涉.英国内阁没有因为与中国是二战盟国,就放弃干涉中国内政.1943年,丘吉尔首相在太平洋会议上更公然宣称西藏是“独立国”,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严正交涉,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治藏方略

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治藏方略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治藏方略的继承和发展;贯穿其治藏方略的主线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一治藏方略是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调查和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形成的.治藏方略的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其主要思想表现为:审时度势,确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策略--把握西藏工作的大局;关于西藏的理论和政策建设与创新--为西藏工作指明方向;关于西藏的政权建设与创新--为治藏方略提供保障.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制定和实施的治藏方略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才能实现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和平解放西藏中先头入藏队部的战斗历程

和平解放西藏,是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向全国大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最后完成解放祖国大陆的一个重大战略行动,作为38年前十八军的先头入藏部队一名普通干部的我,学习、领会当年党中央、西南局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深谋远虑,更感其一系列决策的正确英明;回想入藏部队为贯彻党中央、西南局决策而呕心沥血的工作精神,广大指战员为和平解放西藏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各地各界藏胞对我军入藏的热情欢迎和支援,至今历历在目,是永难忘怀的。     

民国初年的中英西藏交涉

辛亥革命前后,英帝国主义曾经策动所谓西藏“独立”运动,并以此为要挟,迫使中国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对英帝的这一阴谋,建国后的史学研究曾有充分的揭露。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当时中英关于西藏交涉的全过程,尤其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利用近年来的新材料,对中英西藏交涉作一简明清晰的论述,以期使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西方学人反思西藏认知的研究述评

当代许多西方人关注的是一个虚拟的西藏,一个不曾有过的精神乌托邦。一些西方西藏研究者在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影响下,对西方人的西藏认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批判和反思神话西藏的西方学者只是解构了西藏形象的神秘性和虚幻性,却从未解构西藏的独立国形象。对于西方国家涉藏问题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还应该关注西方人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认知,关注西方人观念中的西藏。     

关于西藏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文章简要归纳了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教育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以此为基础,分别从发展速度与规模、教育需求与供给、办学投资主体等方面,对进一步发展西藏教育事业进行探讨。     

关于清代藏史及驻藏大臣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通过对目前清代藏史及驻藏大臣研究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就学术界在"驻藏大臣"概念厘定、人数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从"驻藏大臣"的职官性质、任官来源分析其权威问题,以期对"驻藏大臣"的执政效果予以重新评价.     

西藏新见两通摩崖碑刻与清中央"驱准安藏"政策

1998年秋天 ,我在拉萨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东侧断崖处 ,为“藏族石刻文化学”科研课题补充、核实有关材料 ,逐幅考察摩崖造像 ,发现了两通摩崖碑刻。由于后世其他内容的叠刻与彩绘 ,加之自然的损毁 ,辨识极其困难。也正因为直接从岩石上认读不畅 ,回家后四处翻书查典 ,但均无片字收获。几年来 ,曾又十数次前往并携相关工具和材料试图退去造像彩漆 ,使覆盖在其下面的文字显露出来 ,可此法并不奏效 ,每举收获甚微 ,但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一点。现结合直接导致这些碑刻遗存的历史事件 ,就清中央“驱准安藏”政策及其对西藏的经营思想做点探讨 ,一…     

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川全面解放。五零年元旦,解放军整队进城。那时四川大学还未放寒假。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课堂讲课,助教邱俊杰从系办公室来说:“解放军李夫克(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同志在办公室待你问话。”我结束了讲课,回到了办公室,会见李夫克同志。才知他是来向我征求有关西藏问题论著的。农经系同事们已经把我著的《西康图经》三册从图书室提供他了。他又同我国藩署街家里,取去了《康藏史地大     

论邓小平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系统地论述了加快西藏发展的必要性、任务、途径、目标等。文章认为 ,邓小平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在理论上是完整的 ,在实践上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在西藏就是要坚持邓小平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     

"藏传佛教在藏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7月24日以"藏传佛教在藏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心主任沈卫荣教授主持,来自中、美、俄以及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新发现的西夏和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文献及其传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入藏日记(上)

编者按:杨质夫(1906-1961)先生本名杨文,字质夫,青海省互助县人.是现代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和民族语言学家.曾先后在青海省蒙藏师范学校、青海藏文研究社、兰州大学边疆语文学系、西宁师范学校等单位任职.协助黎丹编纂<藏汉大辞典>,其编纂的<藏汉小辞典>于1933年石印出版,系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汉藏双语辞典.发表过<塔尔寺概况><西藏世族考><西藏甘丹赤巴列传>等著述,并翻译了不少藏文著作.20世纪50年代初,他还和其他人员共同创制了藏文新生体,研制国内第一套完整的藏文字模,并提出后缀带点法、连串字等方法,填补了国内印刷行业空白. 杨质夫先生的<入藏日记>系其作为以黎丹为团长的"西藏巡礼团"团员,于1934年4月自青海西宁起程及至1935年2月间所记的日记残卷.仅存2册.该日记对于青藏道程的探讨,山川描述,里程记载,地区垦殖叙述,颇有参考价值.本刊节选的杨质夫先生1934年8月28日至1935年2月3日间的部分日记,记录的是其在西藏境内的行程和在拉萨学习生活的情况,是反映20世纪30年代西藏社会各方面状态的第一手资料. 文中除按新闻出版的规定改动数字、错别字外,其余专有名词一概保留原貌,未作改动.关键词:日记;杨质夫;西藏;1934年;1935年     

入藏日记(下)

编者按:杨质夫(1906-1961)先生本名杨文,字质夫,青海省互助县人.是现代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和民族语言学家.曾先后在青海省蒙藏师范学校、青海藏文研究社、兰州大学边疆语文学系、西宁师范学校等单位任职.协助黎丹编纂<藏汉大辞典>,其编纂的<藏汉小辞典>于1933年石印出版,系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汉藏双语辞典.发表过<塔尔寺概况><西藏世族考><西藏甘丹赤巴列传>等著述,并翻译了不少藏文著作.20世纪50年代初,他还和其他人员共同创制了藏文新生体,研制国内第一套完整的藏文字模,并提出后缀带点法、连串字等方法,填补了国内印刷行业空白.杨质夫先生的<入藏日记>系其作为以黎丹为团长的"西藏巡礼团"团员,于1934年4月自青海西宁起程及至1935年2月间所记的日记残卷,仅存2册.该日记对于青藏道程的探讨,山川描述,里程记载.地区垦殖叙述,颇有参考价值.本刊节选的杨质夫先生1934年8月28日至1935年2月3日间的部分日记,记录的是其在西藏境内的行程和在拉萨学习生活的情况,是反映20世纪30年代西藏社会各方面状态的第一手资料.文中除按新闻出版的规定改动数字、错别字外,其余专有名词一概保留原貌,未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