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太祖的心态与功臣群体的覆灭

在近年关于明初功臣被杀原因的讨论中,有认为:功臣的“种种威胁,促使朱元璋在警告和敕谕无效后,被迫采取杀戮手段”,“藉以遏止功臣们的暴行”。或认为:在忍让、教育失败后,“必须使用流血手段,才能使已经开始紊乱的封建统治秩序得到根本调整”。这是对建国以来通行观点的承袭和发展,即明初功臣被杀是因为明初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功臣骄纵     

汉唐图像褒奖功臣论

西汉宣帝图像麒麟阁 ,东汉明帝图像云台 ,唐太宗图像凌烟阁 ,藉此特恩殊荣来宣扬天下隆平 ,激励效忠朝廷 ,深契用人之理。图像功臣是一次性、大规模、高规格的集体褒奖 ,极具社会的轰动性、个人的荣耀性与名望的永久性。汉唐九次图像功臣的社会效果相差悬殊 ,毁誉成败系乎时势政局之治乱。图像功臣的内在局限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 ,故宋后诸帝难再效行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宽容政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试探唐朝两度迅速步入盛世的深层原因

唐朝两度开创盛世 ,其特点迥异于各朝 ,根本原因在于它实行的宽容政策。这一政策包括以仁义治天下、重视人才、君臣共治、爱华夷如一等内容。在宽容政策长达百余年的影响下 ,唐朝的社会风气呈现出自由开放和平等重人两大特点     

《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帝禹与儒家思想的渊源

帝禹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古代圣王之一。作者主要以《尚书》、儒家诸子及其他文献来重构儒家话语体系中大禹形象及其内涵，借以探讨儒家的思想渊源。帝禹功德伟大，平治水土，功齐天地，是神人一体、天人合一的圣王。禹受禅为天子，治理天下，为政以德，教刑并用，君臣共治，勤苦俭约。大禹是儒家道统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儒家道德精神和人格典范的象征。     

西征功臣集团与后凉政治演变

西征功臣集团是以吕光主要西征将佐为核心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后凉政权建立，西征功臣诸将掌握从中枢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或出任河西地方要郡太守，或统领西征诸部镇反平乱，成为稳定河西地区政治秩序的重要军事力量。随着河西政治形势变化和君主强权意识觉醒，吕光与西征功臣诸将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激化。杜进被杀、彭晃叛乱、段业自立标志着西征功臣集团分裂和解体，吕氏统治河西的政治军事基础以此削弱、瓦解，后凉政权迅速走向覆亡。     

再谈屈原的悲剧原因

关于屈原的悲剧原因,前人已经做了很多探讨。如果从屈原的自身素质、情商、政治才能三方面来看,楚王的不信任和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挑拨离间,导致君臣矛盾层层加深,事功不成,是屈原悲剧人生的外因;而屈原的内向型性格和平庸低下的情商,和他缺乏政治家的策略和果敢的自身素质,则是屈原悲剧人生的内因。     

墨子的宗教思想及其内在矛盾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言，墨家职业源远流长，“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集中反映了明遗民和清廷在华夷之辨、明亡之恨、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历史观念上的冲突,体现了他们在文化秩序上的不同诉求。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将道统作为自己的精神堡垒,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雍正则以儒家理念为依据,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力求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文化秩序。二者的冲突与调适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汇。     

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与天下分合

秦汉帝王功成封禅泰山,成为王朝正统、天下一统与盛世太平的标志,为后世帝王封禅创建了可资遵循的“古典”模式。魏明帝朝“遵古封禅”之议,时在天下三分;孙皓采纳群臣封禅之议,遣使“封禅国山”,时在吴晋对峙;晋武帝朝“古典封禅东岳”之议,时在天下一统。“天下未一”则拒绝封禅,正是大一统思想在分裂割据时代的独特作用方式。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体现了君臣对“功成封禅”“封禅以告太平”的古典模式的认知与理解,彰显了“古典”封禅所承载的大一统思想对魏晋君臣的影响与塑造,其实质是对秦汉大一统思想的认同与继承。在天下分合的三国西晋历史进程中,大一统思想通过魏晋君臣“古典”封禅的政治言行得以维系、传承与强化,从而对该时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治为重心:试析《淮南子》之道

<淮南子>对"道"的使用,并非仅取其抽象、超越义,更注重其具体、实行义,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正是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以"治在道"的观念为起点,全书的君臣论、无为观才得以展开.     

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背景下，本文使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作为主要预测变量，以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观绩效的影响大于社会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来说，普遍信任因子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殊信任。这些发现显示，目前乡镇政府提高民众对治理绩效的评价是获得政治信任的主要方式，但营造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     

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客体信任关系

教育客体对教育主体的信任,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基本保障。本文主要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形成的充分信任关系、怀疑关系和不信任关系。进一步解析了主、客体之间结成不信任关系的原因和应当采取的措施。     

童年期留守与成年后信任：阈限效应、内部差异与作用机制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留守经历对个体社会信任影响的长期效应、内部异质性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均有长期负向影响，对一般信任的负面影响随时间流逝有所消减，但对特殊信任的负面影响则不能被时间疗愈；其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阈限效应”，即对个体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留守”而非留守持续时长；再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早晚”和“监护”效应，有小学和初中阶段留守经历者以及留守时由祖辈监护者，其特殊和一般信任均更低；此外，因果中介分析表明，留守经历会通过降低留守者主观阶层地位而对其成年后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说明童年留守经历所导致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留守者对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等身边人信任的内在负面冲击且难以被时间疗愈，而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外部信任危机则相对较小且可能随时间修复。     

乾隆"用人以罚"驭臣术之负面效应——以刘统勋三度受罚为切入点

乾隆"用人以罚",此种驭臣术是对传统理想君臣关系的逆转."用人以罚"是乾隆吏治的组成部分,当朝名臣刘统勋三度起伏便是具有代表性案例.封建帝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驾驭臣属,其目的只有一个:加强王权,强化王权统治.但"用人以罚"并不利于涵养大臣气节,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影响.     

以史为鉴：唐太宗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成功实践

在唐太宗以吏为鉴的实践中。包含着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努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援引发挥,唐太宗向大臣们灌输了忠君思想,宣传了治国理念,进而培育了尊卑有序、和衷共济的官僚系统。     

从《论语》中对管仲为“仁”的肯定评价看孔子的忠信观

针对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而死,并且做了公子纠政敌齐桓公的相这一史实,《论语》中子路和子贡问孔子管仲是否为"仁",孔子以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和匡正天下为由,许管仲以"仁",而不是以小忠小信、君臣小节之标准评价管仲。这表明了孔子所主张的"忠"是忠于国家天下之"大忠",而非仅仅忠于国君一人的"小忠"。从国家民族的统一、天下的和谐太平、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等角度出发,强调忠信于国家天下,推崇对国家天下的大忠大信,是孔子评价管仲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在孔子看来,只要有功于华夏文明、忠信于天下民众,就是大仁大义、大忠大信。     

刘累研究

刘累曾为夏孔甲养龙，因一雌龙死，惧罪而迁鲁阳。刘累是天下刘姓的始祖，天下刘氏之祖地为鲁阳。鲁阳即今河南省鲁山县境内。在中国历史上，刘姓称帝称王者达66人，他们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     

信任的信任:中国企业的“家”与“天下”

信任的伦理-心理运动过程,是企业组织形态内部在微观层面与动机生产相伴生的一种信任的动力机制。中国文化空间中存在着有利于企业扩展亲亲信任的两个认同原理:基于家之心理的"同心原理";基于家之伦理的"同德原理"。比亚迪的案例表明,泛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模式,是企业从家族→企业之"同心同德",走向企业→家族之"同心同德"的中介或过渡。而我们通过对雷丁的同心圆模型的颠倒得出了一个天下同心的模型,旨在进一步表明:一种基于天下理念的信任价值观是指引企业家走出封闭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狭小天地,走向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对信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