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或 "小说" 中的唐五代禅宗史料

我们这里所说的"笔记"或"小说",乃传统定义,即产生于先秦、杂记个人见闻和观点等、形式随便、格式不定的一种著述形式.一般将之纳入"野史"范畴,而在文献著录时又被分裂羼进史部、子部乃至于集部.实际上,传统意义上的"笔记"或"小说"的范围要比"野史"大得多,尚包含了所谓"杂史"和"别史",且皆可视为史部文献.     

“野史”特征漫议

野史是民间史学文化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史学文化现象。其特征有丰富性、实录性、轶事性、笔记性。并就这种文化现象，呼吁建立一门野史学科。     

张献翼:狂颓于万历年间——兼论明中叶以降士人任诞习气

晚明名士张献翼,与同时期诸多名流来往密切,事迹见于众多笔记文集,是明中叶以降狷狂士人的代表人物,但至今无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梳理相关诗文集、传记、笔记等史料,可以发见,张献翼之狂颓,既有个性层面的狂叛特质,也有早年科举不第的心理阴影,还有晚明士人习气的熏染,更是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省思

晚清民国以来,近百年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官方资料和精英思想,讨论的对象也局限于国家颁行的法律典章,并且不自觉地把法律文化视作铁板一块的东西。然而,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最近几年,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学者开始着意弥补这种缺陷。由此显露出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研究“范式转变”的某些迹象。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法律文化小传统”的研究——民间(习惯)法和民间法律意识。随之而来的景象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资料范围开始得到拓宽,不仅涉及国家法律典章、正史记载,而且包括档案、民间法律文书、日用杂书、野史笔记、戏曲小说,等等。     

论晚明传教士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扮演——以艾儒略与福建地区为例

晚明耶稣会传教活动向民间深入之后,传教士们开始进入远离两京的地区,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异于早期"西儒"形象的社会角色.本文以艾儒略在福建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为个案,分析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传教士及所传天主教的不同理解与接受状况,并以此透视异质文化间交流与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寇准形象

寇准作为历史人物,忠君爱国、疾恶如仇的生平大节记入正史,豪侈生活散见于史料笔记。后世笔记小说、野史附会了近于谶纬的传奇经历;戏曲、小说中生发了知错能改、机智的形象;甚至现代影视剧也多有对寇准形象的刻画。从寇准形象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民间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和忠奸对立的喜好心理,使得寇准形象不断丰富和美化。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与造物理念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因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剧烈变化,形成了亦古亦今的闲赏美学风尚,建立起"宜人宜景宜自然"的造物标准,并强调致用为尚的功能主义,从而形成了苏州文人独特的造物观.晚明苏州文人喜好以美的事物来装点悠闲无虑的日常起居生活;他们追求高雅的生活品质,对各类活动环境有许多讲究.对待造物,晚明苏州文人提倡致用的功能,不断推陈出新,在"物妖"和"奇技淫巧"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一种极具勇气的创新精神.     

晚明士商渗透的社会影响

晚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士商渗透是一显著特点。这种现象强烈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晚明社会风气、封建政权、教育事业和商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桃花源记并诗》与汉晋民间信仰——兼论陶渊明在汉晋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汉晋以来的民间宗教与太平信仰决定了桃花源故事的民间性.<桃花源记并诗>的文体特征和作为志怪笔记"实录"、"游心寓目"的写作意识,透露了它的民间无意识本质.民间性桃源村社暗合了主张个人在同天地社会的自然和谐中获得生存自由的晋以前的传统文化,而同当时上层精英主张在世外寻求解脱的仙境说、净土说等新思潮格格不入.陶渊明诗文的伟大价值就在于它们以素朴的民间形式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核.     

晚明求适思潮与士绅休闲旅游

本文通过对晚明近千篇游记的检索与分析,结合晚明社会转型期思想激荡的社会背景,探寻晚明旅游,尤其是文人休闲旅游兴起的社会与思想根源.笔者从阳明心学对人性的解放引出了晚明崇奢重适的生活风尚,并带来了人们对旅游观念的重审与重构,作为尚适理念的重要体现,旅游不再是玩物丧志的行为,而是人性中所必需与所必有.求适观念与旅游行为的结合,养成了晚明文人纵性任情、寻欢逐乐、不计时日、不计金钱的游风.     

晚明社会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明清易代与中国近代化的迟滞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晚明的“雅物”: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阐释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大众逐渐开始致力于"雅物"的收藏,"雅意"的留存,乃至"高雅"生活方式的培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雅物"的收藏。"雅"作为当时最高审美原则成为文人阶层自我标榜的工具,"雅物"亦成为新贵阶级将经济优势转化为社会地位而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对象,社会上甚至出现附庸风雅的消费竞赛。如果把"雅物"置于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之下,将"雅"作为一个携带独立意义、能够被感知的符号,分析晚明备受推崇的"物",可以进一步探索晚明"物""雅"和时代背景、社会风潮、大众心理之间的深层关系。     

晚明表现主义书风与碑学思想的滥觞研究

多年来学界一致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包括政治、经济及16世纪中叶以来的心学与童心说等文艺思潮,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碑学思想却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晚明时期的社会审美风尚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明时期石碑的考古发掘、碑学观念之生成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成因乃二维物化结构:当时的尚"奇"风尚、王阳明心学及李贽童心说的文艺思想以及儒家忠义刚正精神等构成其精神元素;"二王帖学"系统及晚明碑学为其物质元素。研究进一步认为,尚"奇"风尚决定了晚明书家的审美取向,碑学思想的滥觞成其审美的最高法度。可以说,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源于碑学思想,它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这股书风尚未臻于极致就被肢解,然而,它对后世文艺笔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利玛窦现象"新解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特有的学术救时现象.在万历帝怠政而又大权独揽、朝廷半瘫痪而又党派死拼的政治环境挤压、儒学危机及社会危机纠结背景下,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以实用为准则,由科学而宗教的救时取向及"易儒易佛"之大胆实践,虽为晚明时代产物,也是徐光启等士大夫未能真正读懂"晚明时代"的必然结果.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