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史料来源论证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刘昫监修的一部反映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二百卷。北宋时由于史书编纂思想已与五代有了很大不同,政府下令重新编修唐史,称《新唐书》。《新唐书》问世使《旧唐书》受到冷落,六、七百年里一直处于被否定地位,直到清初才转变这一局面。乾嘉时期,人们把《旧唐书》抬到与《新唐书》并重的地位。为什么如此?这当归因于《旧唐书》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而史料价值出自史料来源。因此,本文着重论证一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     

《唐书直笔》与《新唐书》的书法探究

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是北宋"义例之学"的代表,以《春秋》褒贬书法为指导,通过"例"来见"义".他主张兼采《春秋》三传,既借鉴《左传》对《春秋》"例"的阐发,又取法《公羊传》与《谷梁传》注疏《春秋》时所体现出的"微言大义",宗传的理念使其笔法重在强调"例"的规范.欧阳修的《新唐书》笔法具有粗犷的特点,忽视细节,书法不够谨严,以个人好恶取舍史料,致使史料删减严重,这使《新唐书》本纪书法不断遭受后人批评.吕夏卿对《新唐书》的影响主要是他运用了《唐书直笔》中的书法撰写他所负责的《新唐书》部分,因而《新唐书》的体例并不完全一致.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当以何家为正,后世诸说纷呈,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当以何家为正，后世诸说纷呈，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     

《新唐书》“文省于旧”疑义举例

《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是指它记载的历史比《旧唐书》要丰富得多,而文字却要少得多.但是,《新唐书》的许多“文省”是刻意为之,故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新唐书》在把一些史实重新改写时,不顾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有不同而将其硬扯在一起,亦被后辈学者所质疑和诟病.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匡补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是查阅唐代皇室家族传承关系的一个便利的工具,但由于编撰和传承等诸多原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存在着许多缺漏和讹误之处。为了使《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更完善,从而使其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笔者利用近年所出土的唐代墓志和其它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匡补工作。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新唐书》《旧唐书》中的《孔颖达传》辨异

《新唐书》《旧唐书》是研究唐代经师孔颖达生平及其主编的《五经正义》的重要材料。二者在孔颖达的字、“十八学士图赞”、孔颖达明服氏《春秋传》、孔颖达与唐太宗的“故事”、《五经正义》的书名及卷数等问题上存在诸多的抵牾之处。这些抵牾之处反映了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的尴尬处境。     

唐管国公任瓌行实编年

以编年的形式,结合相关史料,主要以《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古籍为第一手资料,将唐管国公任瓌的事迹系于一体,并对其中的某些史实作了考证。     

《万历野获编》点校献疑

《万历野获编》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明代史料笔记,收入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的点校本存在数量较多的字、词、标点等方面的错误,因此很有对其再进行一番校勘的必要。该文运用陈垣归纳的四种校勘方法,对《万历野获编》因不明语法或不明词义、或不明典库制度,或不明古书文例造成的错误进行了校勘。     

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

在关于《大唐新语》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吴冠文女士前后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伪书说”是非理性的。通过具体考辨可以发现,《大唐新语》与《唐书新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者二者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书。从宋代及明代前期文献称引《大唐新语》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唐新语》的今本与古本在条目和文字上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本《大唐新语》中找不到一条可指认为别书的文字。《唐世说新语》只是《大唐新语》流传中的一个异名,所谓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唐修《晋书》叙事二重性深层原因详探

唐修<晋书>虽作为官修正史却多采小说入史,尤其是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使得唐修<晋书>在叙述过程中时时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它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先秦至六朝、唐初以来历史观念的转变和六朝文风影响下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发展,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唐修<晋书>呈现叙事二重性的深层原因.     

唐代蜀中赋简论

全文系统而简略地叙述了唐代关于蜀地所作的赋记,引述裁析志史,对唐代蜀中赋的佳作名篇加以解构诠释,以此对于唐代文学赋章的研究作出新的探讨和论证。     

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     

蜀道唐碑所反映的诸葛亮信仰

在满载着诸葛亮丰功伟业的蜀道线上,唐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大诗人通过武侯祠或者相关历史遗迹,赞颂诸葛功业,抒发人生情怀;蜀道线上武侯祠的修建和唐碑的镌刻,不仅反映了唐代政治对诸葛亮智慧的需求,而且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将诸葛亮推向神坛的壮美历程;蜀道沿线的武侯祠是千百年来传承诸葛亮信仰的圣殿;蜀道唐碑是岿然屹立在中华文化沃土上的诸葛亮信仰丰碑!     

试论《牡丹赋》与《牡丹亭》中牡丹形象的文化意蕴

舒元舆《牡丹赋》中的牡丹形象并不具备典型的中唐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至多是对中唐社会做局部短暂的描摹,舒赋的牡丹形象呈现更多的是舒元舆个人的风云际会以及作者大和年间的创作心态。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牡丹形象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牡丹形象的生成既源于明中后期两种文化思潮的撕扯,也是汤显祖个体思想文化的塑成,传达出汤显祖对自由精神的清醒体认和终极追求。《牡丹亭》颇有争议的《圆驾》一出则是汤显祖以"含泪的微笑"的艺术形式,完成了一位情理难谐的洞见者对一位现实社会的接受者的塑造。     

《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考论

世人对于康熙末《正谊堂丛书》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尤其是前者)的子目多所不知,甚至还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据《张清恪公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末《正谊堂丛书》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否定《中国古籍总目》等贻误他人的著录。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武术文化与唐代豪侠精神

唐人尚武,在唐代武术文化中,往往还推重比武过程中的灵感智慧,以一种乐观豪迈的精神,描绘比武过程及其所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武术中某一技艺以技服人,还往往有为国争光震慑外夷的更大用场。这种主要以武术比试较量所形成的豪侠观念,还泛化到其他文化分支。成因有:人类争强好胜的本能与宽松文化环境的充分适合;中外往来活动的催发;帝王将相的喜好与江湖技艺游乐精神的共生互动。     

三国蜀来敏《本蜀论》考述——兼说古蜀传说的记述变化

来敏《本蜀论》,成书于三国蜀汉,是巴蜀地区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由于年代久远,此书早已亡佚。但此书对于研究古蜀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即对《本蜀论》的作者情况和亡佚时代等进行探究,并通过比较《蜀王本纪》等书,说明古蜀传说在记述上的变化及其特点。     

试论郑谷的蜀中诗歌

郑谷乃唐季极负盛名的诗坛名家,诗人于中和元年(881)因避黄巢之乱而入蜀。郑谷一生著述颇丰,然现在仅存三百余首,其中,蜀中诗逾四十首。他的入蜀诗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视野开拓,艺术造诣独深。然而,后人对其诗的评价褒贬不一。笔者以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应结合其所处之时代背景,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胶柱鼓瑟地沿袭前人的评价标准去讪笑郑谷诗的"骨体太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