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生平二考

高启(1336—1374)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他一生虽然短暂,且《明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均有传,乡人李志光有《凫藻集本传》,学生吕勉有《槎轩集本传》,清金檀有《高青丘年谱》;但由于明初统治者对吴中地区采取的特殊政策,使得这些传记的记载有不确实之处,掩盖了高启生平中的有关事实真相。这使我们难以看清其生平思想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对高启生平的两个问题重新进行探讨。一、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张士诚据吴称王期间,高启有否出仕张士诚政权呢?高启的诗文没有明确记载,有关高启的志传均说没有出仕张士诚政权。近人大都亦持此论。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曾和张士诚来往,杨基和徐贲还作过张士诚的官。”②钱伯城说,高启“没有在张士诚手下做官,宁愿伏处田野,做一个安居守分的诗人。”③尤振中在《高启诗简论》中说:“在元朝与张     

从萨都剌诗歌创作看其心态演变

萨都剌是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其作品以鲜明的特色在元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面。本文以萨都剌出仕前后为分界点,将其生平粗略划分为吴楚经商、居家耕读、出仕为官、致仕归隐几个阶段,并紧扣其作品,对不同时期他的创作情况和心理变化做初步的探析。     

明代的文学理论

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朝政权。他鉴于元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在经济上,一方面采取对人民让步、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生产力有所提高,因而明初经济呈现出暂时的繁荣和安定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和思想统治,文网严密的高压政策与八股取士的怀柔措施,同时并举,使文人的文学创作限于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狭小范围。明初百余年间,被称为正统文学的诗文,除少数被统治者杀害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曾经显露才华,创作了一些抒发慷慨激越气概的诗歌以外,大都是“台阁作”那样的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作品。倒是在被统治者所忽视的小说领域里,出现了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禁锢的环境怵祸的心态——论洪武文字狱下的文学创作

论文通过对因文字狱而罹祸的文人的实例考察和对因高启腰斩而在诗文坛出现的大量祭诔文的分类剖析 ,探讨洪武文人在森严冷酷文字狱祸中的隐忍情怀与避祸心态 ,以及诗文创作领域由此而诱发的“台阁体”文风和复古文风     

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

王莽秉政以降 ,士风大转 ,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隐逸之风浸盛。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追求。本文对两汉之际隐士作一个系统的量化分析 ,进而得出仕仍是中国士人生命的基调 ,退隐只是针对于出仕的挫折而兴起的一种暂时性生活态度的结论     

“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

从命名史来说,“台阁体”之称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杨万里,而称“台阁”则早在北宋欧阳修或吴处厚就已提出.宋人主“文分两等”说,台阁之文(体)与山林之文(体)已是当时论文之常谈,所谓“台阁体”之名也由此孕育与催生,成为元明清时期一直沿袭的一种基本称谓.在文学史上较为系统地建立台阁体文论体系的当属明初宋濂,他将台阁体之渊源追溯到《诗经》之雅、颂.从洪武到弘治的一百多年堪为台阁体盛行时期,这不仅是明代特有的政治生态所致,也是中国文学史中整个台阁体发展演进的一个结果.“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可以梳理、发掘和澄清过去被忽略被误读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事实.     

高启诗系年驳正

高启是明初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文创作是研究其生平及创作最重要的依据,清雍正年间桐乡金檀《高青丘年谱》和今人沪上陈建华先生《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对于高启相当一部分诗文作了系年,然仍有未审慎和舛误之处,其中《萧山尹明府吴越两山亭》、《约诸君范园看杏花》和《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等十数首诗作的系年或错误,或缺乏文献依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辨和重新系年。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其成因

本文对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明初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文章首先论述了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风格,指出台阁作家作文尊崇欧、曾,文风平易纡徐,其诗歌推崇盛唐,并存在着尊杜与崇李两种倾向,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其次分析了台阁体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阐释了台阁体诗文创作与时代政治文化、地域文学传统及作家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台阁体作家的创作在明代所产生的影响。     

高启诗系年驳正

高启是明初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文创作是研究其生平及创作最重要的依据,清雍正年间桐乡金檀<高青丘年谱>和今人沪上陈建华先生<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对于高启相当一部分诗文作了系年,然仍有未审慎和舛误之处,其中<萧山尹明府吴越两山亭>、<约诸君范园看杏花>和<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等十数首诗作的系年或错误,或缺乏文献依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辨和重新系年.     

明初诗学的复古意识及其成因

明初诗学有着浓厚的复古意识,论诗论文尊崇前代优秀创作,创作上主张宗古。明初诗学有着如此浓厚复古意识的原因在于明初奉行的文化经典主义、台阁文风鸣盛、鸣治的价值需求以及各文学流派复古的传统与现实诉求,它们共同作用,给明初诗学打上了浓厚的复古烙印。     

高启与明代诗风

高启是身跨元明两代的诗人,习惯上将他列入明代诗歌。这决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出仕新朝,而是于明代诗风实有开启之功。高启对明代诗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的创作途径;复归风雅、稳健沉着的创作旨趣;格调与灵性并重的诗学追求。     

清峻飘逸 含蓄蕴藉——浅谈王羲之的书法艺术风格

王羲之博精群法,推陈出新,开一代新风。他具有儒雅飘逸、高洁傲世的气质和个性。魏晋清谈世风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退隐山林,以吟诗作书为乐,故其书风清峻飘逸,含蓄蕴藉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高启诗歌的艺术风格

公元一三七四年(明太祖洪武七年),元末明初诗坛上的一颗最灿烂的新星陨落了。高启,这位“天才高逸”、名冠当时的诗人,不幸竟因诗获罪,成为明初朱元璋文网恐怖的牺牲品,而停止了他的歌唱。《明史·高启传》载:“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归家,以观(魏观,苏州知府)改修郡治,启为作《上梁文》,帝怒,遂腰斩于市。”时年仅三十九岁。的确,高启死得太早了。如果天假以年,他必定会奉献出内容更为广阔深厚、艺术上也更为纯熟完美的诗作,必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然而,明太祖的文字狱却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这是诗人的不幸,令后人痛惜不已。     

明初应制文学的承与变——以宋濂、郑棠为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     

金莲川藩府文人仕与隐的冲突

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形成了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集团。藩府文人作为一特殊的文人阶层和群体,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其中,出仕与归隐一直是金莲川藩府文人的心结。他们在理想受挫、宦海浮沉、人世沧桑之际,转而去追求一种诗意般的栖居,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因而抒发隐逸情怀的作品炽盛一时,从而形成了金莲川藩府文学清疏、放旷、淡雅的一脉审美风貌,成为元代文人士大夫隐逸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