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婚姻问题现状及其法律救济

青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婚姻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青年农民工结婚难、离婚快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生存环境的恶劣、离婚法律制度法源的分散和不规范、城乡制度的缺失、自身法律意识的淡薄、青年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和思想文化的差异等是造成青年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基本因素。基于以上因素,必须进一步从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提出相应救济措施,完整构筑一个保护青年农民工的法律体系,从各个层面保障青年农民工的权利。     

家庭策略与已婚青年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差异

婚姻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外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已婚青年农民工家庭在决定外出务工人选时普遍实行性别选择策略,最经常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而他们的妻子在家留守。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性别收入差距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是农民工家庭实行性别选择的重要原因。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对北京地区外来青年农民工的一项定性研究

通过对北京地区的外来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状况的观察和调查访谈发现,青年农民工往往居住在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城郊村或者城中村,他们对住房的要求不高,对薪资待遇普遍不满,工作辛苦且不稳定,生活压力大;这一群体社会参与程度低,社会支持网络狭窄,遇到困难时仍主要求助于由家庭、亲友构成的非正式支持系统;由于被城市生活边缘化,青年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模糊,并且相对剥夺感强烈。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和城乡二元体制的隔离、社会保障的缺位、城市社会的结构性排斥以及青年农民工的自身素质有关。     

社会距离视角的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问题探析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伴随城乡文明的碰撞,其城市交往问题日益凸显。青年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深刻地影响了青年农民工的城市交往。社会距离视角下,从制度构建与政策支撑、社会关怀与支持以及青年农民工自身调适等多方面对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进行关注,有利于推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青年农民工越轨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影响到城市的稳定,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排斥、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引起的心理失衡,而处于心理失衡中的青年农民工又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机制,因而引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越轨问题。     

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婚姻挤压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贵州民族地区288名男性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所面临的婚姻挤压较为严重,并且受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在该群体寻找配偶过程中,对自我感知择偶困难度有显著影响的为收入、存款和住房;对遭受歧视程度有显著影响的分别为住房、消费与交通工具;对遭受挫折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收入、住房和工作状况。因此,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保障青年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城市住房需求是解决该群体婚姻挤压的关键。     

农民工问题与和谐社会构建

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分立制度等因素影响,当前农民工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着力点。     

解析当代农民工的“中国式离婚”——对安徽省966例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安庆市农村966例农民工的离婚情况进行调查,解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离婚的深层原因.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女性独立人格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流动使农民的"眼界距离"不断加大以及农民工离婚环境较为宽松等是农民工离婚的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农民工性问题的社会学探析

农民工的性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及二元体制,其本质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工的性问题,其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话语权,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维护农村社区的完整性,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公民意识诘难青年农民工及其培养刍议

青年农民工由于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和教育的缺乏及权益屡遭侵害而得不到有效维护等,使得其遭遇公民意识的诘难,即存在着与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要求不尽一致的诸多公民意识问题,主要表现为主体意识不足,权益意识不强,责任意识不高.青年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青年农民工公民意识的形成,就难有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实现.为此,探讨影响青年农民工公民意识存在的问题及不良因素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给予培养就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青年农民工“闪婚”的社会学解析

造成青年农民工"闪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后果也对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这里从分析青年农民工"闪婚"的现象入手,就其产生的背景和促成因素进行分析,并对"闪婚"的社会后果和危害进行剖析,进而提出解决青年农民工"闪婚"问题的对策性建议。     

农民工子女留守原因分析

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是国家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结果,也是城乡两种不同社会与文明推拉合力作用的产物,同时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在迁移流动中的理性抉择与意识建构。城市生存境遇、乡村归属意识及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等是农民工子女留守的重要因素。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需要城乡相关体制的建立。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思考

对目前农民工在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面临的诸多权益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府职能不到位的原因,也与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不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相关,需要通过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等途径加以解决。     

数字素养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构建了以数字能力、数字意识和数字道德为表征的数字素养影响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假设模型。基于南京、武汉、昆明三地308份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检验数字素养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5分制自我评价下,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得分为2.98分,有待进一步提升;数字能力、数字意识和数字道德均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526、0.420和0.335。据此,从青年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三个不同主体提出了增强青年农民工数字素养、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     

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现状调查与行动研究

在外来人口的重要聚集地——上海青浦区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青年农民工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情况等基本特征以及他们所持的成才观、教子观、儿童观和亲子观等重要家庭教育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探讨和总结了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的特点和影响因素。通过对外来人口集中的学校进行入户访谈、教师访谈,确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常见且重要的问题,并开展行动研究,提出了旨在提升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水平和能力的对策建议。     

浅议农民工平等权的法律保障

农民工平等权是社会发展转型的必然产物。农民工是一群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传统等级制度的观念等原因,造成他们的平等权经常被忽视,农民工在实际生活中处处受到歧视。因此,保护农民工的平等权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平等权的相关原理剖析农民工平等权保护的现状,探讨农民工平等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以真正切实地保护农民工的平等权。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研究

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遏制城乡差距扩大,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性问题。通过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法,对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融入城镇的各种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现状及对策

近年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纠纷不断,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劳动权益包含劳动权、报酬权、职业安全保护权、社会保障权、休息权等基本权利,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有农民工缺乏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等自身的原因,也有法律法规不完善、用人单位不守法、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等社会原因。提出完善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律法规,加大法律法规的执法及监察力度,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素质等途径,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边缘化——基于农民工收入与数量等实证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民工数量、农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农民工工资的历年统计数据,建立4个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会使农民工工资增加,农民工工资增加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城乡、工农政策。4个统计模型的结果显示出了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原理相悖的4个问题,且其中3个模型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因果积累循环。通过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总结出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农民群体的地位被边缘化并不断加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