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生象外":意境生成的首要特征

由<易>学"现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思想,生发出了汉魏六朝时期的滋味论、隐秀论、象外论;由<周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的思想,生发出"传神"扣"气韵生动"论,加上佛学禅境把物理时空意识向心理时空意识引领,三者合流融汇,终于延异出了唐代以"境生象外"为首要特征的"意境"论.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中《明心》章之影响

熊十力<新唯识论>初稿的基本思路本是承续<尊闻录>而"以变易为体".但马一浮对这一思路却明确而强烈地表示反对,致使熊十力对原有思路渐生疑虑,并在撰写<新唯识论>后半部的主体部分<明心>章时觉得下笔甚难.熊十力最终请马一浮替其改定<明心>章且"从之不疑".马一浮的改定使<明心>章放弃了"以变易为体"的非现成性本体论思路,逐渐转向马一浮所主张的"变中见常"的现成性本体论思路.     

“易含三义”与中医哲学

"易含三义"在中医学的运用主要是"变易"、"常变"两个哲学范畴."变易"主要包括阴阳之气的变易和疾病诊治的变易;"常变"有变中有常,执常以达变;常中有变,审变以知常等哲学内涵,广泛运用于中医理法方药各个方面.中国哲学的变易观、常变观构建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活泼灵魂,是中医哲学的重要基础之一.     

高天厚土水长流--论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空间

中国传统文论在理论文体及体貌风格、思维方式及批评方法、历史流变及思想力度等方面,均有着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鲜明的诗性特征西方文论建造的是结构谨严、层次明晰的理论大厦,中国文论营构的则是高天厚土水长流的诗性空间.中国传统文论诗性空间由以下三个纬度构成其一,由"体"(体裁之体与风格之体)所展现出来的高远的艺术境界;其二,"法"--植根于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方法,揭示文化根基之深厚;其三,由前两者所铸成的传统文论诗性特征的恒久的生命力.高天厚土水长流,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是全球化时代中西文论平等对话的本土性资源及文化本位.     

刘勰《文心雕龙》“文用”观述论

刘勰论"文"而标举"徵圣宗经",其立意既不同于孟子、荀子,也有别于董仲舒、扬雄;其"敷赞圣旨"之方式,更在马融、郑玄诸儒外,另辟蹊径,故其论"文用",不乏自家面目。他在继承儒家注重教化、顺美匡恶等观念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第一,《文心雕龙》全书宗旨之一,在于重点阐发孔子"四教"中以"文"为"先"的"文"教思想因子,确立了以"贵文"为基础的新的"徵圣宗经"模式;第二,刘勰"顺美匡恶"之说,多结合各体文章之特点,所论怨刺、讽喻、劝诫之对象范围甚广,并不局限"君王"一隅。     

“道之文”的本质特征新探

《文心雕龙》首句开篇即交代了"道之文"的本质特征。"道之文"包括"玄黄色杂、方圆体分"的"天地之文","日月叠璧"的"天文"和"山川焕绮"的"地文"。"玄黄色杂""日月叠璧"意味着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内部不同部分相杂相交成文。"方圆体分""山川焕绮"意味着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区别和同一事物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区别。"道之文"和"道"的本质特征都是事物的"对立统一"。"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的论文思想均体现了"道之文"的本质特征。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评录小议

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对论体的评录,二者同中有异。从论之名义而言,刘勰与萧统均能认识到论体析理的特质,但刘勰受其浓厚的宗经思想影响,将经论相提,以述经叙理为论,并突出伦理的内涵,实不符合论体文的实际。关于论之为文体制,刘勰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的总体要求,又拈出论体写作需要规避的嘲戏辞费、巧辞曲论等毛病,准确而具体。萧统亦强调论体文重在析理,要做到论述周密和文辞精当。从论体品类而言,刘勰将论体按题材析为议说哲理、训释经义、辨析政史、铨评文辞四类,涵盖广泛。萧统则分列"设论"、"史论"、"论"三类。其"论"体所选基本不出刘勰所析之四大类,仅缺训释经义之论而增针砭风俗之论。萧统将"史论"与"论"分列的做法,并不可取。在直面文坛出现"设论"专集的基础上,萧统将"设论"与"对问"、"论"分列,既符合"设论"创作之实际,又能突显"设论"既通于"论"又假设问答以明志之特质,这一做法得到后人的认同。在论体佳作的选录上,《文心雕龙》与《文选》选篇相同者较少。刘勰选篇注重辨析源流,体现出崇古的倾向,而萧统则多选辞义精美之作,具有强调词采、重视近代的倾向。刘勰选文反映出对玄学论文的偏好,体现了魏晋时期谈玄之论占据主流的事实,而萧统选文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尤重具有政治教化意义之论。     

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用典特征及其心理机制

受魏晋南北朝唯美文风的影响,以言理为主要特征的论体文说理趋向艺术化,恰当用典成为其形文之美的重要体现。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用典的论理特质主要体现在:借用典阐释概念;借用典表达观点;借用典构成论据。用典体现了自然融合之美、含蓄典雅之美与意蕴丰富之美。对原型意义的探究是用典实现思越千古、神鹜八极,讲究秘响旁通,以事类义的重要方式。     

先秦诸子与魏晋论体文

魏晋思想的解放受到先秦诸子的沾溉,作为思想表达载体的论体文自然受到先秦诸子的影响.论体文源于诸子,其基本的说理品格是由诸子规定的.论体文的诸多问题都与诸子文本或思想有关,儒、道、名、法诸家对论体文的渗透影响造成了论体文广博富赡、透彻明快、玄远高致等不同风格,从论体文设置对话问答的表达形式以及经验、逻辑并重的论证方式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子影响的痕迹.通过诸子与论体文二者关系的考察,对魏晋文章的兴起与学术关系也将有所裨益.     

儒玄思想视阈中的嵇康论体文

三国魏末时期,儒玄思想相互交融与撞击,呈现出多元化的状貌。以此为观察视角,我们看到这时期的文人创作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体式也表现出丰富的变化。作为这时期文学领袖之一的嵇康,其论体文表现出儒玄兼具的特殊风貌,既具有儒者之心的内核,又体现着尚玄崇理的特征。     

略论虞翻易学

作为东汉三国时期的易学大家,虞翻承于荀爽的传统,以卦变说解《易》,其中蕴含着阴阳变易的辩证思想,而且取代了京房、《易纬》的阴阳灾异之说。除卦变说外,之正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卦气说、纳甲说、反对说、成既济定说等共同构成了虞翻易学的象数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总结和发展,对后世易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虞翻易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象数形式与义理内容的矛盾更加激化,将象数易学引向了极其复杂的道路,但在其体系中又可见以道家思想解《易》的基本走势,并在客观上启发了王弼易学。     

略论虞翻易学

作为东汉三国时期的易学大家,虞翻承于荀爽的传统,以卦变说解《易》,其中蕴含着阴阳变易的辩证思想,而且取代了京房、《易纬》的阴阳灾异之说。除卦变说外,之正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卦气说、纳甲说、反对说、成既济定说等共同构成了虞翻易学的象数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总结和发展,对后世易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虞翻易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象数形式与义理内容的矛盾更加激化,将象数易学引向了极其复杂的道路,但在其体系中又可见以道家思想解《易》的基本走势,并在客观上启发了王弼易学。     

"五经皆文":《文心雕龙》潜在的逻辑前提--刘勰的"宗经观"新探

"五经皆文"是刘勰在<宗经>篇里集中提出并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不仅是刘勰为"文"之"宗经"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而且在总论、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的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本文对此作了具体清理,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命题据以产生的理论背景与思想渊源.     

论谭嗣同的变易观

中国近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奋发图强的时代。谭嗣同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将中国引向富强之途。因而他对“变”寄予厚望,对通过变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心驰神往。他论证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或者说,为变法提供理论辩护的则是变易思想。从思想来源上看,谭嗣同讲变易的理论武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佛学、中学和西学。谭嗣同建构了自己的变易观,既揭示了万物变易的天地之序,又提出了历史变易的“两三世”说。由于不能辩证理解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他一味追求变化日新,而最终陷入极端。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观辨析

《文心雕龙》与《文选》都非常重视论体文。刘勰看到了玄学论文是魏晋论体文创作的主流,但《文选》显未反映这一事实。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一则《文选》所重在文辞富赡之作,《文心雕龙》则更重论体文的"理"性特质;二则萧统选文重视浸濡了儒家思想的篇章,所选论体文都有关国家政治、世道民心,刘勰一向重视各种学术思潮,自然包括玄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突出了论体文与魏晋学术的深刻关联。     

先秦道家虚、静思想及其演变

作为道家思想的一对核心范畴,虚与静内涵相通,义相互摄。它们既贯通着道体与发用、境界与工夫,也和道家思想的其他重要范畴如自然、无为、柔弱等内涵相通,彼此间存在着互为诠释的关系。从老子、庄子到黄老道家,虚、静的意蕴及其在工夫论和政治哲学上的表现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演变。其中,由早期的工夫境界论范畴转而成为一种人君的御臣之术,是虚、静内涵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化。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先秦道家的流派分化之状,也展现了晚周之际的治术之变。     

损益与易道及《易》书——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释蕴

马王堆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以损益二卦论四时阴阳之变,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卦气说,所表达的不仅是四时阴阳的损益消长,而且将"产"作为天地之变的价值归宿。由对损益之变的体察,《要》篇提出了"易道"的观念,以"顺于天地之心"为易道之要义,并以"君道"的视野来论易道,实现了易学由筮到德再到道的理论提升。随着易道观的提出,《要》篇对《易》之为书的内涵和价值做了新的解读,特别从易象角度阐发三才之道和四时之变。与《说卦传》相关章节相比,《要》篇"损益之道"章的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更为原始,带有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对《周易》进行理论创作之初始阶段的痕迹。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     

颂赞与四言诗的文体辨析

颂赞以四言韵语为载体、以短小精警见长,在形式上与四言诗接近.随着魏晋六朝颂赞文的主体由神明到人事细物转移,主旨由祖述功德的儒家说教向性情抒发、意境创造转变,并变赋法铺陈为比兴象征,其中一部分已与四言诗体合流.